崔河图使蕃考

崔河图于唐大历十四年受诏出使吐蕃告哀,这一历史事件,史书上有记载,然而后世学者多未注意,偶有提及,表述也多有误记。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考证,清理还原,以弥补唐蕃往来使者研究的不足。     

北宋西北地区蕃官官号考

北宋时期在西北蕃部地区酋其首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蕃官队伍。蕃官官号与北宋汉官相同,但其职责、职权范围以及品位等与汉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具有明显的民族、区域特点。西北蕃官是北宋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宋夏关系的产物,这些都可以从蕃官官号的考证中找到依据。     

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考

唐宋时期是穆斯林来华的侨居时代,其聚居区称为蕃坊。本文对蕃坊的形成、组成形式、蕃长职掌及性质、活动等多方面进行论证;同时指出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对后来的教坊制度、哈的司管理机构的影响     

和蕃使崔汉衡考——以新出土《崔汉衡墓志》为中心

崔汉衡曾于唐代宗、德宗朝4次出使吐蕃,两度参与唐蕃会盟,是中唐时期唐蕃交往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为促进唐蕃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河南洛阳出土的崔汉衡墓志,为研究崔汉衡的家族世系、生平仕履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利用《崔汉衡墓志》中的记载,及该家族其他成员墓志的记载,大致可以复原正史中原本断裂的崔汉衡与其五世祖之间的世系传承。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除了可以考察崔汉衡一生的仕宦履历外,也可以帮助解读在一些事关唐蕃关系的大事件中,崔汉衡所发挥的作用。     

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和亲入蕃,进一步巩固了唐蕃间的舅甥关系,这是唐蕃关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考察了唐朝送亲团队和吐蕃迎亲团队的组成情况及相关成员的生平经历,进一步完善了唐蕃交聘使者团队,丰富了唐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送亲团队包括杨矩(杨弘矩)、郑惟忠、周利用、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迎亲团队包括尚·赞咄、尚·钦藏、明悉腊等人。杨矩原名杨弘矩,后因避讳而改为杨矩,据《杨孝弼墓志》等新出土文献可补充杨矩的世系、生平等内容。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见于新出墓志而未见于史载,对于了解金城公主开府及入蕃时人员组成等多有裨益。     

“大蕃春萌”瓦当砚考

四川省洪雅县文化馆度藏全瓦当砚一方,径长16.2厘米,厚3.1厘米。通体黝灰色,因入土年久,受雨雪浸蚀所致。砚底刻篆文“大蕃春萌”四字,文字体形稍长,与唐代吐蕃瓦当文字完全相同。该瓦当约于清代后期出土。经原白云阁(书斋名)主人王仿洲加工而成砚。对于它的制造年代及其产地,历来众说纷纭,莫筹一是。对此,不揣冒昧,一抒愚见,以就     

唐蕃聘使考

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对峙长达二、三百年,其间,争战屡有发生,未尝不欲互相吞噬,而力皆未能,不得不互戢野心,通和订盟以相安好。唐王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双方帝王称甥舅,信使通往返。甲子四周余,疆场战事稍少,友好亲善为多,而其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前代有所发明。本人仅就平时读书所得,将唐与吐蕃聘使姓名、任务作一考实,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一千多     

《唐蕃会盟碑》所提历史人物考

唐蕃会盟碑"碑文如下："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B，题之于碑也。文武孝德皇帝与可黎可足都赞陛下二圣舅甥，睿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享矜想之情，恩复其无内外。商议叶     

《唐蕃聘使考》补正

顾吉辰先生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发表了《唐蕃聘使考》一文,对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长达二、三百年间有姓名、职衔的聘使作了一蕃搜检,不但大致地构画出了唐与吐蕃关系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有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整理,材料弘实,方便了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顾先生仍有相当一部分聘使未曾收进文章,而且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史料还不够完整。本着对吐蕃史和唐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

洪武二年(1369),明西征军攻克临洮,始与吐蕃接触,自此数次遣使进入藏族地区招谕当地僧俗官员上层人士弃元降明.三年(1370)五月,明军复从临洮进入河州,逾半月,明廷即命令三名僧人出使。为首者名克新。此即《明实录》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条下所记:“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据此可知,克新乃明初汉僧最早入藏者,然而今存洪武朝实录经过数次修订,记事未必首尾完具,即以克新为例,其出使抵西域何地,返归复命于何时都不见记载。克新此后     

北宋官办蕃学初探

北宋王朝在吐蕃、党项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缘边州、军,提倡官办“蕃学”、修订适应蕃学的考试制度、普及藏文、鼓励学习汉文、扶助蕃区佛教文化,并在中央设立编纂蕃国文献馆阁,整理出版有关吐蕃、党项、回鹘以及西域各国的人物、风俗、城邑、山川地理、赞普谱系、军事、官制等文献资料。北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关系出现了新格局,河     

近亲结婚 其生不蕃

近亲结婚所生下的孩子常常患有如白痴病、呆小症、全色盲、遗传性下肢麻痹等病症,有些即便不十分严重,但孩子发育不良,脑筋迟钝。在当今,遗传学的知识已经证实,近亲结婚子女死亡率比非近亲结婚高三倍,遗传病率高几十倍。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呢? 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由亿万个细胞构成的。尽管细胞各有特化的功能,但所有细胞都有相似的基本组成部分。每个细胞内的操纵中心称之为核。核控制着细胞的全部功     

北宋西北蕃市贸易述论

宋代的西北蕃市是民族民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从北宋政府对蕃市采取既较为自由和明智 ,又有所控制和干预的政策 ,分析了西北蕃市的特点 ,以及蕃市的分布、蕃市的贸易状况和蕃商在西北边区民族贸易中的中介作用     

蕃尼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蕃尼古道是从我国西藏拉萨通往尼泊尔、印度和中亚的重要干线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道自开通以来,一直是我国西藏和内地通往尼泊尔的干道,至清代形成了一张线路清晰、站点密布、主辅路交错的复杂路网。它不仅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国家的统一和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中国与尼泊尔、印度和南亚诸国的交流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条古道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对于西藏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合作,必将产生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     

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

唐代赋役令中对“蕃胡”征收货币税并非因为“商胡”的经营性质 ,税银羊的对象主要也不是“商胡”。内附“蕃胡”或诸国内附“蕃胡”主要指居于北方境内从事畜牧业的各少数民族 ;赋役令规定的税额是隶于正州县与羁縻州的“蕃族”普遍遵循的原则 ,剑南地区“夷獠户”也按半输的税额纳税 ,但并非所有羁縻州都承担赋役 ,仅限于与唐有较强依附关系的已“同编户”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对不同形式附唐或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起征赋税时间上给予优惠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