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母信仰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与流变

度母（sgrol ma）是藏民族信奉的重要女神或女菩萨之一，作为藏传佛教崇拜的对象和内容，度母有属于她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或者说有她存在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表现。正如藏传佛教典籍所释：“度母”为救度之母，“度”喻示：救拔、度脱、度化或救度六道轮回中之苦难众生。自度而度人，利已而利众，自化而化人；“母：喻义：母源、生源，本源具足，能化现万千，对待众有情无偏无袒，平等一如。度母展示的这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度母信仰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亦构成了度母的文化原型。本文主要就度母信仰在藏族地区的传播、流变略做论述，以引起对藏族女性神的进一步研究。     

炳灵寺石窟四臂观音造像试探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后,大部分窟龛壁画被重绘成藏传佛教内容。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四臂观音像出现的频率很高。四臂观音是观音化现的以代表六字真言的密宗观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这种最常见的密宗造像对我国观音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

阿勒坦汗选择信仰藏传佛教标志着继蒙元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弘传。文章从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的过程分析,认为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动机在于他与藏传佛教互动中的自身信仰,同时还在于蒙藏传统及其文化共性。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上)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汉地的影响,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尤其在元代之后,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下)

西藏佛教前弘期基本以汉地的流行信仰对其影响为主,后弘期则更多地以印度密法思想的影响为主.然而,"阿弥陀像"个案却是一个反常现象,即西藏对该佛的供养及特殊造像系统的形成,汉地的影响,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在后弘期都是最为关键性的,尤其在元代之后,弥陀信仰之盛使阿弥陀佛的造像在数量上和流布的范围上,成为藏区仅次于观音的一个主要佛教供养神,这是本文选取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它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藏传佛教造像中样式因素形成的历史线索.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藏区边缘的宗教：雅安硗碛藏族乡宗教调查

硗碛是雅安市宝兴县唯一的藏族自治乡,处于藏区东部边缘,与汉、羌地区相交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作为藏区的边缘,当地民众的信仰呈现一种多层次及多种信仰交织的复杂状况.藏传佛教信仰不仅与当地的民间信仰、道教及汉地其他信仰相并存,且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相互兼容、并行不悖,呈现出十分和谐的局面.此现象在文化边缘地区颇具典型意义.文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硗碛藏族乡宗教信仰及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特点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中国民间宗教的观音信仰,在这种信仰体系中,印度佛教被中国汉族地区的本土文化改造,成为了一种以中国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民间观音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具有信仰历史悠久、信仰具有功利性、具有"女神崇拜"的特点、儒释道充分交融四大特征.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汉藏历史文献证明,明成祖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异乎寻常的推崇,有其内在的信仰因素。通过迎请藏传佛教大师,明成祖接受了密法灌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明代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     

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

元明时期,镇守于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回鹘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与支持,受到了回鹘僧徒的欢迎,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该家族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但在文化上却颇受回鹘影响并逐步回鹘化。藏传佛教如同粘合剂,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促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的诞生。这个新民族一方面以藏传佛教为共同信仰,从而有别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族,另一方面又以回鹘文化为基石,也与今天的蒙古族迥然不同。     

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新图像样式的出现——青海玉树吐蕃佛教石刻再研究

青海玉树迄今发现有5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大日如来佛堂内石刻和恰冈石刻图像题材为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和毗卢遮那佛与二菩萨,皆与毗卢遮那佛有关,另外3处石刻图像为十方佛、佛传、初转法轮图和礼佛图等。文章通过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和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图像和藏文题记进行研究,认为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所刻的“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普贤行愿品》”的组合表现了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的结合,吾娜桑嘎石刻中“释迦八相+骑象普贤+骑狮文殊”的组合则与法华信仰有关。这两处图像的出现,体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毗卢遮那信仰与以敦煌为代表的汉地法华、华严信仰的结合,是汉藏佛教交流中出现的新的图像样式,为研究汉藏文化在佛教信仰方面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例证。     

阿拉善地区阿拉善·额曾信仰探源

本文在阿拉善地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探析阿拉善信仰的根源。阿拉善蒙古人是卫拉特蒙古诸部离开故土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后逐渐融合形成的,阿拉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本文通过追溯阿拉善信仰的形成以及分析阿拉善祭祀表现形式中的特点,呈现了阿拉善蒙古人精神世界的根底。阿拉善信仰中融入了两种信仰文化,即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换言之,阿拉善信仰传承了先祖的知性,保留着萨满教崇拜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等信仰的中心思想,同时结合了藏传佛教的表现形式。阿拉善信仰继承了蒙古乃至阿尔泰诸族信仰的内涵;佛教在阿拉善信仰中作为中介联系了信仰对象和民众,接茬发挥了原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特色,进而在祭祀中起到沟通神界与凡界的作用。     

藏传佛教班丹拉姆护法神信仰研究

班丹拉姆是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一,自佛教后宏期始传播到了雪域高原,后经过各教派高僧大德的传播和渲染,渐渐成为各教派主要的护法神灵,特别是对于格鲁派而言,她与乃琼护法神组成了格鲁派红黑护法神的信仰体系。对于班丹拉姆护法神的历史、文化考证,能够使人们清楚地了解藏传佛教护法神信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更能展现信仰与世俗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     

青海湖南部地区文昌神信仰的田野考察

青海湖南部之海南地区的文昌信仰文化,是安多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特殊个案.田野调查表明,文昌信仰的地理分布、祭祀仪式与民俗事象颇具文化个性,其主要是受海南多民族汇聚的地理环境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是文化整合的结果.     

试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与制定金瓶掣签的历史背景

藏传佛教源于西藏本土，公元7世纪，佛教最早从中国汉地和印度传人藏族地区。在佛教传人以前，藏地盛行原始本教信仰。佛教传人后与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传说修建大昭寺时，“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不见余痕”，其实则为被激怒了的本教巫师及其信徒们所毁。而两教在互相斗争中也     

浅析近几十年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信仰淡化的原因

裕固族是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生活于今祁连山北段及河西走廊一带。在历史上裕固族久经迁徙变动，这其中它的宗教信仰也在经历着一次次的变迁，它们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今天的裕固族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其主要信仰。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近几十年以来在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却越来越淡化。本文就这种状况做出一些粗浅的分析。     

土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由于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 ,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 ,至明代以后土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并延续至今。从目前仍然保存的一些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内容中可以看出 ,现代的土族文化作为一种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文化模式 ,虽然有农业文明的共性 ,但也有其因宗教活动而滋生的个性 ,不可对它的文化形态进行简单的定性     

广州满族居民的基本信仰研究

广州满族的先祖—满洲八旗官兵1500名自公元1756年到1767年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驻防,他们繁衍生息,创造了自己的信仰文化,包括祭祀与祖先崇拜、对观世音菩萨和关帝、玉帝的崇拜以及其它信仰习俗。其年轻一代的信仰还处在未稳定状态。     

攀附与逃遁:民族信仰和谐共生——以藏传佛教与纳西族民族信仰为例

异民族信仰之间除了冲突和融合之外,还存在一种二者之间以攀附与逃遁且又和谐共生的状态,其存在从纵向看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横向考察则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文章以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以藏传佛教与纳西族信仰为例探讨异民族信仰相互在攀附与逃遁之间的信仰和谐共生状态,研究这种状态的存在对民族团结、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的深层认知。     

青海蒙古族信仰文化述略

青海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 ,但同时又保留某些古老的信仰文化 ,有的甚至遗传至今。本文就此进行了概略的记述 ,从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