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分析

丽水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生态优势为最大优势的目标,于2008年8月,正式发布实施了《丽水市生态文明建设纲要(2008-2020)》.本文通过对丽水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分析,旨在综合反映丽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状况和进程,为丽水实现生态文明由全国先行区向示范区的跨越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PSR模型的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农业生态安全作为中国粮食和生态"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PSR模型建立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泰尔指数对1998—2018年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研究表明:1998—2018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由较不安全等级向较安全等级转变,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衡,呈"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影响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农膜施用强度、城镇化水平和复种指数,2018年障碍度分别为12.1%、8.2%、13.4%、17.9%、14.4%;从长远看,生态压力准则层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阻碍作用持续增强,生态状态准则层和生态响应准则层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阻碍作用持续减弱。在未来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构建施肥、施药、施膜安全体系,切实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度

目前,国家相关部委还没有出台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考核的统一规范的指标体系,而科学性、操作性、适宜性强的指标体系对于指导和考核测度全国和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文章以长江上游地区为研究背景,构建了生态文明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重庆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评价指标权重,旨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湖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探索

通过论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概念、含义和主要特征,概括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等.在此基础上,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四个方面分析相关的指标设置,并探讨相应的评价测算方法,从而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雏型.     

生态认知、政府补贴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户的生态认知与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村人居环境得以整治的重要保障。利用陕西省黄陵县、黄龙县、镇巴县和紫阳县的522份农户调研数据,以生活污水处理、农村厕所改革、生活垃圾治理等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行动任务,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生态认知、政府补贴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生态认知越高,厕所改造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参与意愿越强。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但未提高厕所改造的参与意愿。政府补助显著调节了生态认知与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治理的关系,但对不同整治行动内容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年收入、区位条件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     

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2011年评价报告

构建浙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该体系由1个总指标(浙江省生态文明指数)、4大领域(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37项评价指标构成.运用该指标体系成果,对浙江2011年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评价,总体判断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平稳,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三大领域比2010年均有较明显的提高;生态制度领域则有较大程度的降低.     

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文章通过对已有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方面指标体系进行借鉴与参考,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构建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并用所构建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和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以昆山、大连和东莞3市为例,将3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验证了所建指标体系的可达性.     

科学发展观指标体系：架构及评价方法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构建了“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指标层”的四个层次的科学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2017—2021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五批共362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示范区空间分布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在省域层面，浙江的示范区最多，福建次之；在经济区层面，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大西南和南部沿海四大经济区；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2）就空间密度而言，示范区呈现由以上海、江苏、浙江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且具有显著的经向地带性差异。（3）示范区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冷热点区存在显著的面状分布特征。（4）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均人力资本负向影响示范区分布，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则对其具有正向影响。     

城市福利水平结构性差异的测度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文章在将城市福利分为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基础上,基于熵值法构建了城市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福利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都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不同规模城市的福利差距很大,少数特大城市的非户籍福利水平高于其他城市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总和。城市福利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对人口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宁愿到特大城市作非户籍居民,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作户籍居民,特大城市即使严控户籍,也无法改变人口膨胀的态势。因此,特大城市人口疏解不应靠户籍管制,而应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     

中国城市民生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本文基于熵值法构建城市民生发展指数,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首次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我国城市民生发展的差异大小及来源,并运用关系数据分析范式研究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民生发展水平持续向好,但2010年之后民生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民生发展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间差异贡献最大,东部区域内差异贡献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差异和生态建设差异是民生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人民生活差异、科技创新差异对民生发展差异的影响均从东向西依次减弱,社会发展差异的作用则依次增强,生态建设差异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突出,经济发展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弱;人民生活差异、科技创新差异上升是导致2010年之后民生发展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丰富了城市民生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案,为揭示我国城市民生发展差异状况、探索协同提升对策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截面数据,选取3 108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维度,考察反映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城镇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农村,但农村老年人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支持的影响较城镇老年人更大。具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关系,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也会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主观阶层认同较高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从人口学特征来看,老年男性的健康状况比女性要好,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状态更加乐观。就政策含义而言,当下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给予更多关注,积极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成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见表1)。以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为例,由1990年的206.3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903.4万人,13年来绝对增长697.1万人,相对增长338%。表1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相关数据表年份普通高校     

An Application of Matrix Power Series to Linear Models

In the system of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 employing a matrix power series, we show that the two-stage estimator is better than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estimator (OLSE) in terms of the mean square error matrix (MSEM) criterion. The result enrich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can be applied to many fields of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社会保障支出与拉动内需——对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与拉动内需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养老保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呈显著正相关,并且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作为我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信息化：新农村建设之路

摘　　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本文以200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农村信息化建设与发展问题。本文认为,信息鸿沟是我国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的重要原因;农村信息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