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吐蕃历代后妃记略

由于敦煌、新疆发现古藏文写卷、木简等吐蕃时代的史料,加之对中世纪的藏文历史著作以及汉文文献的综合研究,使得人们对吐蕃王朝的社会情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制度的了解大大加深了一步。本文打算从接触到的一些藏文史料,就吐蕃王朝社会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吐蕃三律”试析

“吐蕃三律”系指选自《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P·T·1073号和 P·T·1075号三份重要的吐蕃时期的律例文献.其名称分别是:《狩猎伤人赔偿律》(简称《狩猎法》)、《盗窃追赔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资料佚失,加之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对藏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吐蕃三律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P.T.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再探

P. T. 999号敦煌古藏文写卷是研究吐蕃末代赞普达磨和王子微松生卒年，以及吐蕃写经制度方面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前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公认，但仍存在录入不规范、错录或漏录、汉译不准确等问题，给后进古藏文文献研究者带来困扰，故而对其进行重新识别、勘正、整理、重译，可促进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试析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逐步深入,特别是法国学术界公布和发表伯希和携往巴黎的藏文写卷(?)目录和照片以来,我国藏学界重新识读、翻译和研究了不少敦煌藏文写卷。这方面尤以王尧、陈践先生用功最勤、著述最丰,他们的研究工作,对藏学研究的发展,启迪更多的青年参加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事藏族史教学工作,对吐蕃史尤有兴趣,久闻敦煌写卷对研究吐蕃史的重要意义,早已心神往之,只是苦于地处偏远,学识浅薄,长期不得其门而入。     

隐喻与权力:藏地古代的谜歌——德乌(LDEVU)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王政时代。这个时代共包括了长达31代赞普的王系传承。有关这些赞普的世系传承情况及其简略事迹,无论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还是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藏文史籍中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不过,有关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特点,大多数藏文史籍中均     

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解读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许多写卷写的是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的一些仪轨故事。本文将对反映吐蕃苯教丧葬仪轨佛教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背面,以下不再注明)作解读,并对这写卷的历史背景稍做探求。笔者深感这项研究的重要,虽功力不够,仍勉为其文,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法国老一辈的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曾对 P.T.239作过解读,1970年他发表了专文《一份关于西藏苯波丧葬仪式的古代文献》(Stein,1970)。他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牛角山授记》译解

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是研究古代于阗历史及佛教传播的重要史料。有学者经过艰苦求索,从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觅得二残片,并对其进行了翻译、考释,证明收入传世经典藏文《甘珠尔》中的《牛角山授记》早在吐蕃时期已在丝绸之路上流传。笔者近来在翻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时,有幸发现了《牛角山授记》敦煌抄本的结尾部分。尽管是残片,但该写卷的意义在于抄经尾题中记录了完整的经名及抄经题记,对研究牛角山的取名以及于阗历史、宗教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tshan-bcu、mi-sde、yul-sde、yul-gru、yul-dpon

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吐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吐蕃行政制度和军事建制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学术界着力对《唐蕃会盟碑》,《两唐书·<吐蕃传>》,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87、1286,以及《贤者喜宴》等一系列反映吐蕃时期及敦煌统治区内政治、军事建制的可靠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涌     

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

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从我国敦煌劫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英国的这部分敦煌遗书现藏于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法国的部分则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除有大量的汉文文献外,还有若干民族文字,如怯庐文(kharosthi)、回纥文和藏文的写卷。这批藏文文献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英、法两处的合在一起多达五千卷左右。令人瞩目的是那个长达398行、卷首和第394页以下略有残缺的卷子,它虽说是用古藏文拼写的,但尚未确知是古代哪个部族的语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玛斯(F.w.Thomas)教授曾写出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专著,把这个藏文手卷影印发表,并用拉丁字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     

暗军考——吐蕃王朝军政体制探例

对于吐蕃军事体系中的特殊兵种■(暗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给出确解。文章基于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和简牍,获得了更多关于■的古藏文书证。尤其2014-2015年《吐蕃兵制律例》的全文刊布和初步释读,更为探究■的确切内涵和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综合研究,文章认为■应系吐蕃军旅中的先锋军或奇袭军。基于相关古藏文文献,不仅可以透视■在青海、西域、中亚等地的活动和影响,而且可以管窥吐蕃王朝军政体制的若干细部和断面。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

一、19世纪前拉达克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拉达克(Ladwags),即今西藏阿里以西,以列城(Lch)为中心的地区.此地原为西藏阿里的一部分。公元7世纪初,吐蕃兴起于中国西南的西藏高原,其名王松赞干布逐渐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就在吐蕃政权正式建立前后,今拉达克地区即为吐蕃所征服,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据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父曩日松赞(gnam ri s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