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文章在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研究,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具体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结果显示,中国的服务贸易无论是整体还是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都处于低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为落后。为此,应当加快完善与发展中国服务贸易价值链,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综述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兴起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因能消除传统贸易的"统计幻象"、准确核算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梳理了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的研究成果。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垂直专业化的测量及其发展、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增加值核算理念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传统总值贸易核算的区别与内在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概括与总结。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演进规律

出口上游度可以测算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本文首先指出已有文献在测算出口上游度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然后运用改进的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准确测算,并使用半参数估计方法研究了出口上游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半参数估计结果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一国的出口上游度会越来越低,这一结果非常稳健。对出口上游度的测算表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出口上游度的变动符合一般规律;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期,出口上游度的变动违反了一般规律;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上游度的变动趋势又开始符合一般规律。综合起来看,中国目前的出口上游度依然较高,未来还需继续往下游扩展。努力发展服务业出口无疑有利于降低中国的出口上游度。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服务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鲜明特征,服务业已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文章参照Wang等(2017)提出的GDP分解法,构建世界各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程度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及主要经济体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生产的增加值中被复出口到世界各国的比例不足3%;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服务业GVC参与程度落后于德国、丹麦、爱尔兰及俄罗斯等国。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全球化参与水平还不高,这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理念和思路,着力在深化对外开放、营造良好贸易环境及促进贸易多元化发展上下功夫。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利用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了既包含国内企业又有国际化企业的数据集.利用多项LOGIT模型重点考察了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多国嵌入性等变量对中国企业选择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开展国际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多国嵌入性对于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测概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能源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能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贸易不仅是国家对外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一国参与国际能源流通与再生产的重要形式,也是各国参与世界范围内能源再分配的主要方式。面对全球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的预言,能源的输入与流出活动将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乃至经济安全。世界范围的经验数据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高能耗与高能源贸易的现象。伴随全球一体化的深化以及世界能源价格的频繁波动,能源贸易已摆上各国贸易谈判的重要议程。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我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影响分析

文章依据1995-2013年的国际贸易数据和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相关因素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模式与我国产业对外转移之间是双向的影响,其影响的正负向取决于其内部因素的不同,并且各个因素之间会交叉相互影响.     

投资合作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文章在全球价值链升级与重构的大背景下,利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根据GVC生产分解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综合衡量指标,实证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对双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双向投资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位置和生产活动所能获得增加值的能力,对双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继续积极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由全球性向区域性转移的大趋势,构建同时符合双方实际需要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中国服务贸易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1997～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项目上,新兴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较小;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类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全球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基于Bayesian 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最新发展的贝叶斯VAR模型(BVAR)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互动关系,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环境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影响因素,且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累积效应,总体影响较大;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全球经济发展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发展的冲击的长期累积效应较少.     

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框架下SBM模型基础上分解GML指数得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我国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就业率、产业结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严格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我国东中部有负相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