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道教与北宋政治

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已经形成.北宋统治者在实行三教并重政策的同时,对道教采取扶持和尊崇的政策,道教与北宋政治之关系十分密切.北宋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和道教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值得探讨的两个问题.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明嘉靖年间的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明世宗嘉靖年间 ,政局剧烈动荡 ,对明朝当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嘉靖年间政局变动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对其民族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并对这种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认为 ,政局变动对民族政策的影响 ,所产生的主要是消极后果。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乾盛世下中国、日本、琉球三国关系研究

康乾盛世时期是中、日、琉球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中、日对琉球的不同政策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对琉球的影响之日益衰落和日本对琉球的影响之日益增强。通过康乾盛世近二百年时间,日本极大地增强了对琉球的实际控制。而与此相反,中方的琉球宗主权相对于日本而言却在日益衰落。     

论明代宗教政策的宽容特色

通观有明一代,明朝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容性的政策.其原因在于其政治上的笼络目的;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明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而且还影响了包括士人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进而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明前期伊斯兰教政策简论

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历经唐宋元之后,到明初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一,经元代大批穆斯林入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迅速增长,做为伊斯兰文化主要载体的回族已基本形成,并遍布全国各地。其二,伊斯兰教在我国诸多宗教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始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分析研究明前期统治者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明朝的民族同化政策与对伊斯兰教的宽松政策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从维护朱家王朝对中国的长久统治出发,对一些少数民族采取强迫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朝廷对西域诸国的政策及目的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朝廷对西域诸国实行的政策是明朝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它是在明朝与北元及后来的鞑靼和瓦刺这对主要矛盾前提下制定和执行的,因而它服从和服务于明朝对蒙古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明廷在这个时期对西域诸国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也是一种主观臆想的错误看法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论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社会影响

清朝统治者重视学习和吸取汉文化 ,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在入关以前 ,他们从汉文化中学习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 ,以明朝为鉴 ,健全国家体制 ,并从中寻求统治经验。入主中原后 ,他们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汉文化 ,进一步寻求治国方略。同时为了改变传统的华夷观念 ,他们从传统的汉文化中千方百计为其入承大统寻找历史根据。随着他们汉文化水平的提高 ,不仅树立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威信 ,也淡化了“异族”统治者的形象 ,为其驾驭具有悠久历史、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国创造了条件。清统治者学习并吸取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 :推动了汉文化的发展 ,提高了满族人的汉文化素质 ,缩小了满汉的民族差别 ,促进了民族融合。     

“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原因

冯玉祥一生对日本的认识复杂,早年盲目仇恨和排斥日本,"北京政变"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对待日本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主张在爱国的前提下,对日本一定程度的友好合作。"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对抗战时期冯玉祥抗日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李卓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利用了日本人在传统家族制度下养成的唯命是从的精神，驱...     

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

日本神道于日治时期在台湾的传播,带有浓厚的双面性格--一方面似乎具有日本传统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强势"道德"风格。如此双重性格,加上日本治台所谓"同化"政策的虚幻性,以及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对"宗教"观点的差异性,造成日本神道在台湾、特别是被统治阶层间的传播,呈现出无法生根落实的面貌。 本论文除陈述具有"国教"地位的日本神道教,在日本治台50年间传播的轨迹,并藉此解析日本神道教无法在台湾社会"土著化"的原因。     

秦汉时期的司法职务犯罪

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形式规范司法官吏的职务行为,对他们在司法活动中的渎职或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加以严厉惩治。本文试图分析当时司法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及其相应的制裁,同时进一步分析对唐律的影响,从而展现秦、汉、唐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朱元璋经略洮州

明朝洪武前期 ,限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 ,朱元璋对洮州地区实行羁糜政策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西部边疆地区不够安定。洪武十一年至十二年 ,明朝对洮州地区大规模用兵。经过这次军事行动 ,洮州一带的西番人遭到毁灭性打击 ,明朝实现了对洮州地区的直接统治 ,从而不仅使西部边疆地区出观了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 ,也扩大了江淮人向洮州地区的移民规模     

关于十六国时期民族政策的两个问题

民族矛盾是十六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为调和该矛盾而产生的民族政策也就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汉———前赵和后赵政权对晋王室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趋势。这也使得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表现出独特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