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构成

翻译文学是文学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这一概念引入文化领域而得名。本文将翻译文学与文化资本相结合,从共著、翻译策略和社会意思三个方面探索以语言交换为媒介的文化象征性实践活动的产物——＂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构成问题。     

试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文学的发生及翻译观的嬗变

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和人们的审美情趣影响着文学翻译的发生及演变。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突出了＂经世致用＂和＂遣情娱乐＂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注重纯粹文艺的审美因素;进入21世纪,集知识性、趣味性、前沿性于一体的翻译文学正逢其时。     

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与翻译

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重写,其实就是要把翻译当成一种呈现文化间性的主动实践,把翻译文本当成一种互文本。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来观照＂翻译重写＂在文学和文化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其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流变性和杂糅性提供一种有效途径。     

文学翻译与译介研究：学科的分轸

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中的译介研究是相关但是并不相同的学科，文学翻译学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以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而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是是以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比较研究，所以它是具有更为广泛内容的学科分支。二者在研究范围、主客体关系、方法与手段方面有本质不同。比较文学并不排斥翻译研究，但是只是相邻与相关学科，不可能取代比较文学中的译介研究。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文学翻译的多角度阐释

阐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从语言、文化和时代这三个层面出发,用阐释学的循环理论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活动进行具体的、详细的分析,说明了阐释学理论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

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其文学翻译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林纾的文学翻译

在翻译史中,翻译的主要角色译者长期以来备受忽略,译者的主体性更是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承认,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林译小说＂的独特性,并尝试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主观审美趣味分析译者主体性和林纾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变异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变异主要是关注文学文本在语际转换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以及文学文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和误释问题。它在译本变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差异的深入分析,不是突显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而是强调"差异性"。运用文学变异学视角研究翻译中的变异现象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同时也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有益地推动和新的尝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道德经》内蕴的文章本体理论

《道德经》作为中华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既是哲学圣典、道家首典，又是文章宝典、文章学元典。它不但包含老子的文章写作论和文章阅读论，而且内蕴丰厚的文章本体理论基因：“文原于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道法天地、文法自然”的文法观，“疾伪存真、言而有宗”的文质观，“言可表意、言不尽意”的言意观，“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形神观，“‘无为’思维、辩证否定”的文思观，“言之有德、积德治文”的文德观．“关在真善、关在科学”的文美观。     

土地道德的辛勤耕耘者——苇岸散文及思想研究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断驱逐，当代作家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苇岸散文所表现出的“土地道德”这一主题应运而生。他通过对“大地的敬畏”、“生态意识的觉醒”、“理想人格的重建”这三大要素的诉求，试图在工业文明的范畴中开掘精神家园。苇岸的散文本质上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继承，并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     

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身份思考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后,一直在追求与主流文学的同步.随着建国后文学生产的高度体制化,内地文学思潮的流向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文学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文学的民族身份却不断淡化,直到1980年代以后文学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新疆当代汉族文学在历史积淀薄弱的前提下,以边疆汉族文学姿态起步,成为内...     

古典文学视角下的“情景”范畴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其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情景＂范畴的语义和二者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范畴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重要的修辞作用。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汉族戏曲故事在蒙古族民间的口头流传——以《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口头传播为例

古代蒙古文学史上一直未能确定翻译底本的小说《娜仁格日勒的故事》就是明代戏曲《葵花记》完整的蒙古文译本。《葵花记》蒙古文译本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多口头故事。这些口头故事中,蒙古族民众基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运用蒙古民间故事的传统母题和结构重新编织娜仁格日勒的口头故事的时候,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推旧出新,而且按照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来戏曲故事的叙事主题和＂割骨疗亲＂、秀才赶考等题材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过滤。笔者还通过本文的具体研究提出,民间文学也可以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旁证。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