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由于诗歌写作者诗学观念的“断裂”,新时期诗歌与此前q-国新诗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型”。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戏剧化特质把现代汉语诗歌引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时效性”。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具体体现在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化表意策略诸方面。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