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力乱神：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中的异在精神

从源头看,中国小说代表的是一种“异在”的话语精神。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小说话语的非主流性或说反主流性代表了一种风格,体现了等级差异和争夺话语权的倾向,小说浅俗的话语特点也注定了其边缘化的地位。在小说怪力乱神精神背后是反叛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追求,这种“怪力乱神”违背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中正精神,有纵情乱性的作用,从形式和言说方式上深含着“异在”精神的解构功能。《水浒传》体现了这种怪力乱神精神,并以人物形象、语言策略和意蕴氛围映现出来,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它由特定的结构组成,其构成因素与正统主流经典话语相异,表达了强烈的“异在”精神。     

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及其尴尬处境——读韦君宜小说《月夜清歌》

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文本,《月夜清歌》没有塑造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也没有通过知识分子在和乡村民众的亲密接触中,拷问出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小”,而是通过暧昧含混的叙事,将乡村颂歌变成启蒙阐释.由于时代政治环境的抑制和启蒙话语本身的缺陷,当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实践由“五四”式的高尚道德义举变成了一场可爱的玩笑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     

论《小说丛报》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小说丛报》是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复杂多样,其革命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其革命叙述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别离之悲苦的关怀与对战争中平民苦难命运的书写。《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续)

严格地讲 ,大陆后现代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作为理论话语 ,缺少与其对应的作为先在经验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两套“后”话语不是从大陆本土发生的后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中提取出来 ,转换为一种具有理论指导性的批评话语 ,而是从西方舶来的宗主国理论话语在变体的态势中为大陆学界所用。在这个意义上 ,大陆理论界以“后”话语在批评中所定义的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化与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现象是西方两套“后”话语过度诠释的牺牲品。王国维《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来界分主体在创作中能否获取“境界全出”。笔者以为 :就当…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知识分子与自身的价值

一、哪些人是知识分子 《辞海》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与这种说法相近的是《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显然,上面这两个定义都过于宽泛,首先,脑力劳动者的构成已经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日益复杂化,比如军事指挥家和国家行政官员,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但不属于知识分子;其次,“一定”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艺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九种形态。（一）最先觉醒的叛逆者、莫新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和”“疯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金岱写作的现代性立场

学者小说家金岱的思想言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立场之重要一元。由《侏儒》、《晕眩》、《心界》构成的“精神隧道”三部曲,以“哲学心态小说”的形式,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现状,深刻挖掘其社会历史成因,并提供一个可行的出路;小说形式上的实验与创新也别具一格。金岱思想随笔在对当代人文现状的分析中倡导“重建精神规则”,延展了“启蒙”与“立人”的话题。对文学本体言说方式及其对大学现代精神建设作用的探寻,体现了金岱现代性言说的建设性立场。     

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二维嬗变与价值评介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和文明的基石,哲学的诸多本源问题皆是通过语言这面棱镜来折射社会现实。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其一生两个维度的哲学价值观。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后者又将语言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诚然,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精确表达哲学问题的语言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

明代中叶 ,在复古与新变思潮的交汇中 ,《三国》与《水浒》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 :“演义”与“小说” ;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 :庶民与文人。前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 ,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 ,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 ;后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 ,即文人可以假小说以自娱、假娱乐以发愤。围绕着“教化说”与“娱乐说” ,明中叶人在小说的兴起、性质、意义、文体特征等各个方面 ,都建构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世界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论《在酒楼上》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一 《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等篇章,是鲁迅集中地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的艺术结品。《在酒楼上》又是这种探索的开端。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狂人”,无疑也是一个受过封建主义教育而又发出了叛逆呼声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间,早已出现过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而是要剖析和鞭挞封建伦理制度的“吃人”的实质。“狂人”这种揭露性的呼声确实是震聋发聩的,不过由于“狂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可能冲出这个将他禁锢起来的家庭,他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所受的折磨和迫害。必然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不存在进一步探索他的道路和命运的问题了。 至于《呐喊》中的《孔乙己》和《白光》,则是描写孔乙己和陈士成被封建主义制度腐蚀掉灵魂的故事,他们实质上也是被这个制度所“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他们都曾专心致志地想沿着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道路去奋斗,希望能够在应试科举时侥幸获胜,挤进封建统治者的行列,然而他们毕生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批判了他们那种陈腐和卑微的思想感情,然而对他们悲惨的结局却都表示了惋惜。他通过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描绘,十     

歌剧《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史

《白毛女》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敞开了一个民主空间,为多种文化力量的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白毛女》叙事的复杂形态。《白毛女》的叙事变迁历程,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众话语之间对话与较量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政治话语取得了叙事主导权,但这并不能封杀其它话语的潜在影响。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维特根斯坦的实践涌现论

语言游戏和棋类游戏是《哲学研究》等后期著作中最常见的两种原始实践,而隐喻论和涌现论是考察维特根斯坦实践哲学的两个重要视角。借助对维特根斯坦的文本分析,以及对安德森“更多意味着不同”的反建构论处理,阐明了游戏是实践的隐喻,游戏从规则中涌现;进而,实践从规则中涌现,从语言游戏和生活游戏的大尺度和复杂性中涌现。总之,“原始语言”以及由此派生的“原始实践”概念有助于我们揭示人类实践的涌现特征。     

钱玄同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

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曾经是《新青年》同人的重要议题,钱玄同积极参与并因其基于语言的小说批评而独树一帜。他把国语建设与文学创作贯通起来,以明清迄于民初的小说创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其肤泛语与过火语的充斥,剖析其语言之所以缺乏质感的内在原因,并把批评锋芒直指其文学趣味中的复古倾向。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步是翻译,第二步是新作,而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则是其小说批评话语的具体实践。     

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建树

本文从叙事结构、意象、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建树。《科尔沁旗草原》具有恢弘的史诗性结构;在诸多小说的结构上,显示出一种多层面的复调性;还有写实与写意的参差交错,善于营造一种抒情境界。意象在端木蕻良小说中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用于预叙、补叙,也用作“文眼”,起到一种伏脉作用。叙事语言将不同来源、不同色调的语汇与话语方式熔于一炉,富于多样性与变化性,清新自然,韵味淳美。     

《围城》与《滑稽圆舞曲》的空间意象书写

钱钟书《围城》与阿道斯·赫胥黎《滑稽圆舞曲》描绘了战争语境中陷入精神困境的中西知识分子群像。两部小说在空间书写上具有内在联系性,突出地表现在四组相互对应的空间意象上：伦敦穹顶模型与三闾大学、实验室与家宅、地下室与箱子、乡村与城市。这些空间意象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关于社会的“圣化构想”或“悲观构想”,以及“疯狂症”或“失语症”。两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都采用了圆形结构,与人物循环往复的挣扎状态互为呼应,与其间压抑、封闭的空间情境氛围相互契合。小说标题亦具有强烈的空间隐喻色彩,传递出中西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围困”处境和“滑稽”命运的共通体验与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