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

以拯救人心为矢的阳明心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它同明中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从一定意义是讲,它既是明中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中后来社会生活结果.对阳明心学的研究除了学理上的研究外,把其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考查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心学”对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心学”的一些重要思想给明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对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深刻影响。一些经典名作,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价值取向等都带有“心学”鲜明的烙印。     

试论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思想

本文通过考察王阳明研习佛儒的学术经历 ,揭示他所创立的心学内含对佛教理论、禅学思辨、修炼途径等的继承和发挥 ,进而认识明代佛儒交融的文化趋势 ,并得出王氏心学正是这一时代特征产物的结论     

峄山大通岩与明代心学遗存

明代心学风行一时,但在山东地区流行有限,留在孔孟故里的有关遗存更是少见。新发现的"肇修大通岩记"碑帖证明,《邹县志》《峄山志》《山东通志》等所载"大通岩孔子石像记"作者有误,碑记文实为王阳明弟子薛侃所作。峄山大通岩的命名、孔子及四配石像的雕刻,都是由薛侃主导完成。此外,地方志所记湛若水"登峄山感怀五首"和"谒孟子祠文"也有遗漏。     

程敏政“道一”论与阳明心学的形成

探究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因,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阳明心学之源既有远承孟子和陆九渊的心学因素,也有同时代周边学者的商讨切磋之功。而作为王阳明的座主,程敏政以"道具于心"的"道一"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王阳明学术的致思趋向,为心学的兴起导引先路,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程敏政"道一"论是阳明心学形成的源头之一。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

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内在良知使个体获得了自身存在和修养作圣的先天德性依据,以及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其次,通过强调心与身、心与情的关联,肯定了个体属性中的感性成分;最后,随才成就、随事尽道的工夫主张,使不同个体实践能力的差异性及其具体生活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得到包容和认同。在天理的笼罩下,阳明对于个体的关注并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原则。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的民族心态

汉民族与女真人之间的民族斗争 ,是明清之际时代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 ,以小说创作的形式 ,记载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汉民族民族心态的变迁 ,以及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的民族心态 ,即对辽东战事必胜的自信和对“四夷”文化落后的鄙视 ;对入侵者和卖“国”者的痛恨和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歌颂 ;对周边“附属”小国的统帅心理。同时 ,明清之际章回小说中对民族心态的描写 ,还给后人研究与了解当时历史剧变与民族冲突对人们生活与心理的影响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史料。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论黄教的传入对晚明蒙古社会的主要影响

明代后期,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适应蒙古封建领主建立且维护汗权的政治需要得以传入,并渗透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黄教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促进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蒙古地区寺院建筑的发展;同时也消解了蒙古族尚武的传统精神,对蒙古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心灵哲学视阈下的中国哲学

天道与人道的结合部当是人的身体与其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西方,这一问题多半以“心灵哲学”的形式出现。约翰·海尔曾提示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来自本体论方面,启示我们对心灵及其在自然中地位的重新关注,并在形上层面作出系统的说明。这对我们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哲学发展轮廓具有意义。另外,西方人的哲学论证很多以科学知识、经验为依据,这对我们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心身观的层次、结构及关联体系也具有参照性。     

宋代民间密宗信仰--以《夷坚志》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密宗作为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在唐开元年间鼎盛一时,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它在开元之后不久,很快就夭折了.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晚明徐渭的书画转型及其心学背景

中晚明的徐渭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一位开天辟地的创新性人物,他的书画是在怎样的社会大环境与小环境中形成的,历代的研究者往往多从结果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内在原因。本文简述了徐渭书画转型性特征,并试图找出造成这一形式转型的各种动力因素所在,认为哲学上的心学转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评中国古代体制外民间教派的道德观——以罗教《五部六册》为例

以罗教及其宣扬教义的《五部六册》为代表,说明当时被称为邪教的体制外民间教派所宣扬的道德观念是与正统道德标准相一致的,更明确地说是与儒家伦理相一致的,但又有着自己的一些具体阐释。它们籍此对各个暴露出来的社会坏现象的指责,容易赢得对社会感到不满或不平的人们之共鸣,进而能惑众而聚众。但由于社会道德的最大阐释权还是在统治者手里,尤其此道德观是建筑在儒家伦理上,于是这些教派马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这些民间教派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即使反抗也都是一种小打小闹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心灵哲学中的意识与意向性

意识与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两个显著特征,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它们常常被分开对待。近来这种状态发生了改变,分离主义越来越受质疑,并发展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进路。意向性基本论认为,意识与意向性之间只存在单向的依赖关系,意向性是基本的,现象意识完全可以用意向性来说明。意识基本论则认为,意识是基本的,对意向性的理解必须以意识为基础。这两种进路都是有问题的。低等动物的表征系统以及无意识意向状态的存在表明,意向性是基本的,意识对它来说并非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意识又不能被还原到意向性,因为存在一种类型的意向性,它的内容恰恰是由现象意识决定的。总之,意识与意向性的关系是复杂的,意向性虽然比意识更为基本,但它们之间并不具有派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