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论牛金星

史学界对牛金星的评价,大都持全面否定的观点。集其要据大致有四:一是牛金星作为地主阶级在农民军中的代理人,其参加农民起义是投机革命以求颠覆;二是牛金星腐蚀了李自成及其主要将领,以致他们日趋腐化,最终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变质;三是牛金星进谗言陷害了农民军主要将领李岩,造成农民军内部分裂、将士解体,这是大顺政权速败要因;四是出卖民族利益,投降清朝。由此而论,牛金星简直成了农民起义失败的罪魁。我们认为这些论据很不充分。笔者不揣浅陋,试在澄清一些史实的基础上,对牛金星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牛金星,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出商、雒山进入     

明末农民军“联明抗清”新论

一六四四年三月,大顺农民军开进了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久农民军功败垂成,被迫退出北京。久居关外的满族王公贵族窃取了农民军的胜利果实。次年秋冬,大顺军与南明政权联合起来,进行了有名的“联明抗清”斗争。后来大西军也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联明抗清”前后近二十年,对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抗战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论抗战前十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培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即从１９２７年７月到１９３７年７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政权矛盾、党派矛盾和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     

王夫之对宋明儒家思想的批判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时期。明末,最反动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命运,一方面竭力宣扬反动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挥舞屠刀,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但是,这只能激起农民阶级更强烈的反抗。在明中期连续数十年大小数百次的农民和市民起义的基础上,于一六二九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他们在“均田免税”的战斗口号下,用革命的暴力,批判了儒学,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     

南明抗清失败原因初探

<正>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克北京城,崇被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灭亡了。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入关。大顺军不幸战败,退往山西.五月初二日,清军进入北京。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从此,南明王朝同清朝处于南北对峙之中。随着清初民族高压政策的推行,国内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全国很快掀起了抗清高潮。大顺、大西农民军,成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     

大顺、大西军“联明抗清”考

一六四四年,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统治者占领北京后,一面疯狂镇压农明军,一面企图用武力在全国建立自己的统治。明末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面对新的形势,采取“联明抗清”的斗争策略,继续战斗了二十年,为我国农民战争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一、农民军的“联明”主张是怎样提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大顺、大西军余部“‘联明’是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军进行欺骗、引诱、腐蚀和拉扰的结果。南明统治集团之所以要拉扰农民军,并不是为了要联合农民共同抗     

红夷大炮与李自成大顺军的衰亡

大顺政权军力十分有限;没有把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的代表─欧式红夷大炮的制造、使用以及作战方法的变革提到日程上来。因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说明,军事科技尤其是火炮技术的落后成为大顺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论略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颇多争论,有“农民政权”论,“封建政权”论、“转化”论等等。这些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持“农民政权”论者,多以其国体为依据。持“封建政权”论者,多从其政体来剖析。笔者认为,必须就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分清主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公允的结论。 一个国家的国体,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它的政权构成形式。政体与国体互为表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国体与政体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国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体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政体受国体制约,并与之相适应,这是一般规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着一定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一致的。 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与国体性质不符,发生矛盾,这就叫做政体与国体不相适应。这样,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互不适应的国体与政体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相对立而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转化。太平天国就属于其中之列。     

政治学与和谐社会

政治学是以国家政权或公共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政权问题,包括夺取政权（革命）和巩固政权（治国）。政治学既研究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也研究政权运作、施政为民的理论和策略。但两者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一样。当对立的阶级矛盾激化,爆发革命时,是用暴力方式解决矛盾;革命成功,并不能消灭矛盾,因为社会上不同利益的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会因各种矛盾而不断失去平衡。保持和谐和稳定,就是要把这些矛盾不断摆平。但这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而是提倡妥协、维持稳定,以求得矛盾的化解和缓和。因此可以说政治学是一种摆平矛盾的科学或艺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和谐社会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随着矛盾的不断克服,国家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前进。     

关于元末起义的性质及汉族地主階级动向两个问题的商讨

一前言元代的社会问题,基本上仍然是地主与贫苦农民的阶级对立,但由于蒙古统治者实行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阶级矛盾便与民族矛盾融合在一起,使得当时的斗争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就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它也带有浓厚的反民族压迫的特色。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目前史学界中是存在分岐的。有些同志并没有真正地瞭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矛盾实质上就是阶级矛盾这一个真理。同时,这个真理在元代正是完全适用的。因此,当他们看到蒙古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压迫的“四等级制度”,以及一系列限制汉人入仕和掌握兵权等措施后,便过份夸大汉族     

大西政权与川西北少数民族

明末农民大起义,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在北方李自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在四川张献忠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农民政权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建立前后对地主阶级、明王朝统治的打击,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本文仅就大西政权与川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大顺政权的性质

1962年第三期《新建设》发表了孙祚民同志的《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一文,涉及的问题很广。结论是李自成大顺政权“基本上仍然是明封建统治政权的翻版”。我们知道,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问题,不仅涉及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且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性质。对这个重要问题,不能不发表几点粗浅看法。     

新语丝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但是大顺军在北京仅仅四十三天便被迫撤离,李自成本人也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难。光辉的顶点,失败的起点,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导致大顺军退出北京的原因在哪里?那就是战略错误和人心向背的变化这最基本的两条。     

关于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

洪焕椿同志在《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清军进关后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清初的抗清斗争,不是汉族反对满族的斗争,而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革命战争”;而“农民军在斗争策略上从一开始就犯了‘联合明室’的错误,使抗清斗争造成惨重牺牲而终于失败。”我认为历史情况远比以上所说的曲折复杂。现就两个主要问题:一、清军入关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与人民抗清斗争;二、农民军的联明是斗争策略上的错误吗?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杞县《李氏族谱》之李岩疑辨

杞县《李氏族谱》之李岩疑辨秦新林明末大顺军中是否确有李岩其人，早在清初就有过争论。１９７８年，顾诚《李岩质疑》一文发表，争论再起。主张确有李岩其人说者，主要有三种议论：一是杞县《李氏族谱》中之李岩即大顺军之李岩；二是砀山县李举人即李岩；三是李岩在北京...     

李自成败亡及余部由降清到联明新探(之二)

四 李自成牺牲前后大顺军两大集团军的动向 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区牺牲了。当其陷身绝境时,李过、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大顺军百战之雄都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援救自己的领袖?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就得弄清这一时期整个大顺军的动向。自从清军对陕西钳形攻势大举发动后,大顺军基本上便被分隔为李自成率领的关中主力集团军和李过、高一功率领的陕北集团军。随着大顺军抗清战争的一再失利,这两个集团军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远,终至各不相顾。直到李白成牺牲后,阿济格率领着八旗兵北归,这才又有了重新互相靠拢的机会。 先说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从西安撤退,停内乡、邓州,溃败于武昌、富池口等处的原主力集团军。     

试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我们看到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认为国内阶级矛盾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一种认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密切结合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代表前一种意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一书中表述的即所谓“国内阶级矛盾——人民大众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代替了民族矛盾为主要的形势”的提法。代表后一种意见的,是以林彪同志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得最为明确。他说:“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     

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

诉苦和划分阶级是苏南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动员手段,在改造传统内向型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苦、阶级等话语的深入人心历经了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成为农民国家观念形成和社会重新类型化的发端。诉苦使农民的苦难从私域走向公域,将生存竞争转化为阶级矛盾;阶级划分根据土地、劳动、剥削等要素赋予乡村成员新的身份特征,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意识形态框架,确立了一种国家控制下的新型等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