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国家属性,解决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刑事和解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没有有效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设计初衷。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加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参与权,这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回到恢复性司法的轨道上。但是,不能过度强调被害人意愿,刑事和解的进行应坚持国家主导。对此,应实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有限回归,以刑事实体处分权作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界限,以法益作为确定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标准,进而设定刑事和解合理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困境与超越——以"花钱买刑"为视角

刑事和解面临的困境之一即为花钱买刑.产生此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法学界对刑事和解本身的含义理解不一;刑事和解方式单一,贫富差距较大;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缺位;刑事和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应深入研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的理论基础,构建多元化的和解方式,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刑事和解确立明确的法律依据.     

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过度抬高被害人的地位,将被害人的权利绝对化,就有可能偏离刑事法基本理论,破坏国家、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从理论上讲,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适宜刑事和解,只有被害人享有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案件,才适宜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关键因素也不是被害人愿意与否,而是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彻底消除;刑事和解只有得到国家的最终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     

论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案件解决方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和解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在刑事和解中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不仅具有效率价值和安全价值,而且还会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在刑事和解中,通过个案正义及多元化方式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并以此来平衡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关系.     

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探究

刑事和解是中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比较热点的问题.该制度从西方舶来,其对传统的司法制度和思维模式具有很大的挑战.我国对这一制度的推广是从司法实践开始的.但因为我国对刑事和解缺乏立法规范,所以实践中对哪些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并不统一.从刑事和解的本意、国外的经验和实践中的社会效果看,只要被告人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轻罪,而且可以适用有被害人的重罪.     

刑事公诉和解中当事人主体地位之考量

作为一种体现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平等保护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一直颇受争议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在立法上得到最终确认,这一立法的变化是刑事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当事人诉权和程序性主体理念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把握公诉和解当事人主体地位时,必须正确认识刑事公诉和解程序的不独立性,准确理解刑事公诉和解对证据制度的冲击。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强化刑事和解中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两个方面来实现当事人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一、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能够坚定人们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被害人规定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从程序上提高了刑事被害人的地位①,并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一定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试论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中的应用

刑事和解在检察机关的应用,首先要明确适用条件,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被害人启动程序,被害人与加害人必须自愿,不得侵犯公共利益,违背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刑事和解的范围包括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在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和条件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既可以应被害人的请求居中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又可以告知被害人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权利。     

因果关系:保辜制度“刑事和解”功能实现动因

作为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史上的一项创举,保辜制度以因果关系作为实现刑事和解的动因,来引导行为人积极救助被害人,实现自身的悔过,从而修复被其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纵观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史,保辜制度以其特有的"刑事和解"功能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然保辜制度的刑事因果关系认定存在诸多局限,随着西方当代刑法理念东渐以及医疗与科技的迅捷发展,保辜制度于清末修律时被立法者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辜制度自身蕴含的合理成分也被否弃。文中针对保辜制度的因果关系构造予以剖析,并尝试着构建现代借鉴保辜制度"刑事和解"功能的架构。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助的多维视角

刑事被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应将其作为独立的主体予以全面保护和救助。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多维视角全面考察和规划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助问题,为全面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就很有必要立足于程序、实体、制度和管理等多维视角,建立体系性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坚持诉讼外救助与诉讼内救助相衔接,社会救助与国家救助相协调,精神救助与物质救助相统一,事前预防与事后救助相融合,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立体式保护。     

刑事被害救济之困惑与解惑——刑事被害人之刑事处分权

我国传统刑法采取的是“犯罪人——国家”二元刑事法律关系的模式,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侵犯,被害人的具体利益只是这些利益的体现,被害人只是作为国家利益侵害的一种承受者而存在,在刑事案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建立犯罪人——被害人——国家的三元刑事法律关系成为解决刑事被害根源性问题的关键所在。被害人利益损失的弥补方式应当有两种,一种是刑罚权之下的宽刑权;另外一种则是刑事案件中的求偿权。要想充分实现被害人的实体救济权,应当引入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将刑事被害的救济从抽象的地位确立转变成为具体的刑事权利。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基础介评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西方刑事和解理论的探索和借鉴能够促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平衡理论、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不能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充分理由。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观点之上,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核心理论。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及完善

在西方发达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恢复、加害人回归社会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刑事和解以恢复正义为核心,在刑事案件中力图达到多元价值的平衡。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刑事和解理论体系,这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国部分基层司法机关就刑事和解进行了初步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如何借鉴西方法制理论,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应有功能,是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刑事和解主体的理论划分与实证分析

主体是刑事和解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刑事和解主体可以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为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参与者、确认者与支持者.刑事和解主体的合理选择对于保证刑事和解的良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应结合实际情况,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选择适当的刑事和解主体.     

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均为案件当事人,但是,刑事被告人有独立的上诉权,而刑事被害人却没有相应的上诉权,甚至连基本的民事赔偿也不能得到满足。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必然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就会引起刑事被害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所以,应当在立法上增加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规定,赋予刑事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建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以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刑事和解的概念探析

对刑事和解概念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认识不同,对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实践的定位不同,刑事和解的字面含义与惯常理解的差别.定义刑事和解应当顺应国际社会恢复性司法运动的潮流,符合我国国情,遵循刑事和解约定俗成的含义.应对刑事和解的概念予以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刑事和解概念应等同于恢复性司法.狭义的刑事和解应当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界定.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质疑“捕前和解”——兼论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定位

作为基于政治/政策立场的改革方案,刑事和解具有路线正确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功能主义潜质,但是,在将其引入现有诉讼制度结构中时,必须关注它的合法性及与现有制度在功能上的契合性.“捕前和解”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刑事和解的实体性质与逮捕的程序保障性质无法兼容,审查逮捕的制度定位和结构设计也没有将被害人作为结构性主体纳入其中,导致其在合法性和功能契合性方面都存在疑问.     

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已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首先探讨了国家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本质,认为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根据国情,应明确救助范围;为预防犯罪,也应明确不予救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