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展开工作部署。乡风文明,就是要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又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保障,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然而,目前我国乡风文明建设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亟须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切实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尽快扭转农村社会道德滑坡的不良局面。具体而言:一要提高全社会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三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四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     

乡贤返场——构建“乡贤治村”新格局

正"乡贤治村"是通过重塑乡贤公共物品供给者、乡民利益表达者、乡土文明弘扬者等社会角色来完善现代"乡政村治"模式。乡贤返场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实现乡村善治。但乡贤组织定位模糊、乡贤群体力量薄弱、"乡贤治村"以"德"替"法"倾向等桎梏羁绊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当以创建多元共治机制、完善人才延续机制、建设德法并行机制等举措实现"乡贤治村"长效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逻辑与进路

与以往乡风文明建设相比,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使命、逻辑和进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是建设引领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生活富裕与价值充盈的乡风文明。履行乡风文明建设使命要遵循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的要素自洽、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向其外部系统开放、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有效联结的逻辑。在具体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中,要立足乡村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乡风文明,同时借鉴城市产业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围绕绿色生态文明建设乡风文明、立足增进乡村人福祉建设乡风文明。     

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蕴涵与具体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乡风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尤其在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之后，乡风文明建设价值蕴涵的阐释和具体实践的总结，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蕴涵在于守好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根，兴盛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围绕这六大紧迫任务展开具体实践；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依靠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人才保障、制度保障。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青海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与强化路径

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障。青海以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主要内容,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目标,以移风易俗为重点,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制度等手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道德实践和文明创建评选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开展"三下乡",为基层乡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有效智力支持。强化村民自治管理,推行"一榜两组三约"自治制度、"五严禁一承诺"村规民约、"7531"工作法、"2+3+X"治理模式,规范引导群众言行举止,扶正群众价值取向,营造向上向善社会风尚。强化依法治理、依法办事,依法推动信仰文明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现实问题与积极进路

我国乡村振兴目标包含着培塑乡村新文明、新风尚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现不仅要关注经济等直接外显性因素,还要关注内隐性文化因素的建设,通过移风易俗,实现对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培育,焕发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之文明新气象.基于"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两个取向,针对婚丧嫁娶、信仰等风俗,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移风易俗,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移风易俗的开展仍存在不少问题,这要求多元主体共同解决,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的更好开展,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参与与监督主体,也是构建文明乡风的倡导者。新乡贤是在传统乡贤优点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化的社会情境衍生出来的全新群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参与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群体认可度低等问题。文章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机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为该群体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使命·境遇·行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乡村学校德育

作为乡村社会公共空间和文化高地的乡村学校,要在乡村振兴中对乡风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其德育的作用就不能被忽视。在乡风文明建设中,乡村学校德育肩负着提升学生道德素养、传承优秀乡土伦理和提高乡民道德水平的时代使命。当前乡村学校德育存在着目标受困于城市化倾向、内容忽视优秀乡土伦理、实施疏离乡土生活世界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乡风文明建设背景下,乡村学校德育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彰显德育目标兼容性;依托优秀乡土伦理资源,赋予德育内容乡土性;回归乡土生活具象世界,提升德育实施有效性。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新媒体精准传播下的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乡村振兴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乡风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在新媒体时代,如何通过精准传播弘扬乡风文明、振兴乡村建设,是当下的重点议题。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乡风文明不仅关系到家风民风、党风政风,它还关系一个民族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自觉体认与主动弘扬。因此,应立足于本土文化,发掘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从受众与传播者视角共同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风文明建设之路。     

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研究

中国是一个乡贤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的分立与交织,造就了传统乡贤的出场。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扮演着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草根社会的重要角色。及至当今,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贤在乡村治理和村务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渐趋显现。一些地方展开了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嵌入村务监督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促进乡贤嵌入村务监督,当前中国理应进一步拓展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思路与渠道,健全完善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保障措施,即细化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规定,夯实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法理保障;完善乡贤归土返乡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培育弘扬乡贤文化。     

基于儒家孝治思想的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不仅是儒家孝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当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根源.孔孟的仁孝观不仅强调要孝亲敬老,而且将其上升为治国之道,孝治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伦常.而我国近些年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乡村文化衰落与凋敝问题也日渐凸显.因此,基于儒家孝治思想的乡风文明建设已刻不容缓.积极推进孝治思想与乡村教育、与乡村移风易俗、与建设美丽乡村、与基础保障相结合,使孝治思想落地生根,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机制研究——以福建省典型地为例

乡贤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成为地方"美丽乡村"建设中坚力量。分析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动机和模式,结果显示:(1)乡土情结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推动因素;政府政策引导与支持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拉引因素;宗族情感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情感因素;土地及不动产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本考量;(2)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模式大体有"出租土地、不动产和声誉"、"作为协调人"和"作为投资的主体"三种模式;(3)知青乡贤是福建内陆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和特色力量;90后大学毕业生,在父母辈乡贤的引导下,通过农村淘宝等"互联网+"的新模式参与乡村旅游,在农村创业,成为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亮点。     

乡村治理视野下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职能转型研究——以青海同仁市S乡为例

青海农牧区具有独特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社会结构,并在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适应性、自调型和转换性的特点。以青海农牧区传统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调查,探讨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实施后青海农牧区社会结构及传统社会组织职能变迁,探析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从传统文化和民间组织中吸取社会力量,推进长老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在观念、资历、职能和管理等方面转型,实现乡村治理的国家与民间双向协作。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