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契约收益、自由现金流与股权代理成本

传统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认为,管理者可以任意使用企业资金转化为自身的非契约收益.考虑到自由现金流约束后这一情况得到改变,管理者即便有相应动机,但面对自由现金流不足时,也无法提高其自身非契约收益,因而减小股权代理成本.     

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契约与成本粘性实证研究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财务数据,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存在对成本粘性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成本粘性;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与负债程度显著正相关,负债比例越高,成本粘性越大;从负债结构来看,长期负债占比越高,成本粘性越大;相反,短期负债比例越高,成本粘性越小.此研究结论,不仅为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以后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     

股权结构、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选取2009~2012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FCF过度投资的影响和控制。通过单变量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不同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会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和控制。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股权结构的改进来控制FCF过度投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     

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与投资信息不对称关系验证

作为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其也同时影响着资本平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及融资者的投资行为。正是在这一认识下,文章实证检验我国股票市场投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确实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间呈现出显著负向关系。     

环境不确定性、超额现金持有及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投资效率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在投资效率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企业的投资行为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环境是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变量。除环境因素外,企业现金持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现金持有也是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探索环境的波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7年间连续10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探索环境波动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引入超额现金持有变量,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正相关性影响且显著,说明环境的波动确实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在引入超额现金持有作为中介变量后,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表明超额现金能够在环境不确定的大环境中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效率、自由及其他：奴隶制衰亡的原因探讨

关于奴隶制效率问题的文献表明,对于奴隶制瓦解的原因需要另觅他途。奴役状态下过高的监督成本远远大于同样条件下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导致奴隶制低效及其衰亡,这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解释。其实人类的历史启示我们:正是自由主义的思维习惯、宗教的影响力、不愿受奴役的心灵等推动着奴隶制的瓦解并将人类从任何形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机理研究:双重性视角

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产生于企业存在的低端重复研发。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视角审视,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存在客观性与复杂性。提升企业研发信息的获取能力,修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运用该制度门槛防止企业盲目高新化行为及逐步提高企业技术经营和技术服务经营的比重,是非效率研发投资行为治理的重要手段。     

股权结构、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性制度缺陷以及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过度投资"已成为制约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上市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的更为普遍,程度也更为严重;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加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不仅没有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状况,反而有加剧的倾向.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股权结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

股权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基石,股权结构不仅影响会计稳健性,而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以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权结构差异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全样本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投资不足。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改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对抑制投资过度和遏制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效应。细分股权性质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股权性质不同产生差异,国有控股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的抑制力较强,而对投资过度的遏制力较弱。区分股权集中组和非股权集中组的实证检验发现,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力较弱,具体表现为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抑制力在股权集中公司表现的均较弱。上述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提高会计稳健性,建立有效的投资机制,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投资率、高宏观成本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投资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式经济高增长,而该种发展模式以高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更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的支撑和环境的容量。本文通过对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高宏观成本分析,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我国投资拉动的高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以高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高投资、高增长、高宏观成本的发展模式揭示出:我国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而且更多地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转变。     

企业家能力、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

企业家作为公司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领导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家能力也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能力越强的企业家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这是因为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随着企业家能力的增强,其地位逐步得到巩固,管理者手中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加,这就会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在民营控股企业中,企业家能力与过度投资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说明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较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非效率投资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干预的视角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管已有一定规模,但在质量上却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技术含量不高、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等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表现为短期规模扩张过度投资和长期技术研发投资不足同时并存的机构性投资问题.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动因,因此应当在中央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进的同时,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和优化行为,进而改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投资路径选择,提升产业的发展质量.     

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哲学基础

理性非效率行为发生的人性基础是行为者的生存欠缺、需要及由此派生的行为动机。动机是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在经济行为立体的动机学动员中,存在着由历史过程形成的一些激发理性非效率行为产生的基本动机。这些基本动机有:资源占有与支配倾向;利己倾向;小成本大逐利倾向;公平倾向;竞争心理倾向。     

货币政策、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货币政策、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三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文章将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运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柔性和负债柔性与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且货币政策宽松将增强两者的关系,但企业现金柔性与投资效率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     

董事网络、关系治理与企业投资效率

作为关系网络的集合,董事会的投资决策制定必然反映关系治理的作用。借助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董事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扩张投资规模,既能够缓解部分企业的投资不足,又加剧部分企业的投资过度。分组检验发现,董事网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实际控制人的差异产生差别化的影响。董事网络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比之下,董事网络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网络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改善国有企业绩效的作用非常微弱,相比之下,董事网络却能够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绩效。     

交换效率、帕累托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思辨

本文试图将“交换效率”从“帕累托效率”中剥离出来,提出交换效率是有别于帕累托效率和市场信息效率的第三种效率概念,并指明了这一剥离的理论意义。在辨析交换效率、帕累托效率与市场效率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这三种效率成立的充分条件。     

效率与成本在税收工作中的运用

税收效率和税收成本的问题一直是税收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追求税收效率最大化”是衡量税收工作的重要尺度。长期以来,在税收征管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不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来分析和把握税收,考虑税收对经济运行、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而是把税收视为仅仅是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