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托尼·莫里森新作《家》的叙事策略

莫里森在新作《家》中第一次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和第三人称零聚焦的二声部复调叙事中,运用了消解和疏离的叙事手法,呈现出内聚焦叙事不断挑战、质疑传统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的叙事现象,在现实主义写实和白描中渗透了后现代叙事理念和元小说特征,为莫里森的后续研究和未来的小说叙事探讨提供了参考性文本。同时,小说采用了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运用了陌生化的叙事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和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现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明清小说叙事聚焦研究的四点新发现

参照西方叙事聚焦概念研究明清小说,寻找适宜于中国文学作品叙事聚焦分析中有几个意外发现:一是关于叙事聚焦的分类,中国小说的主要叙述方式是全能视角,聚焦呈现为外聚焦包裹下的跳跃式内聚焦,内聚焦形态相对复杂;二是在内聚焦(B点内聚焦)、双重聚焦、外聚焦之外,有一个重要的聚焦类式—C点内聚焦;三是在不同聚焦者掌握图象信息量差异而形成的叙事悬念中,由C点内聚焦者所生发的聚焦悬念;四是聚焦与悬念生成的源泉和流变的驱动力——叙事意图、人物聚焦的生成、长度及其转换皆源于叙述意图的需要.由此对明清小说叙述聚焦的特点、内涵及分析方法有了新的体验和认知.     

迷失在叙事的狂欢中——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叙事艺术浅析

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中运用了复杂的叙事策略创造出惊人的叙事效果。叙事时间的含混,将梦幻与事实、虚构与现实相交织,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叙事聚焦的杂糅,使小说成为读者狂欢的审美盛宴。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思想的现象学

哲学正在失去它的合法性,概念性语言依然禁锢着哲学,思想总被贴上不合适的标签,这种窘境羁绊了人们的思想.以胡塞尔"意识的现象学"为基础,"思想的现象学"则主张"回到思想本身",旨在还原一切思想乃至哲学的原点,通过某种"洞见"方式走向一条"让读者的意识能够意识到作者意识本身"的路径,从而呈现"思想或人类能思的本质",说明"原创性的思想如何成为可能".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城南旧事》叙事的陌生化

小说《城南旧事》以主人公"小英子"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将小说叙事从平淡和习以为常的视觉感受中移出,以陌生化的叙述,聚焦了五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在充满淡淡的忧伤中表达生命成长的主题和童年逝去的无奈,富有叙事留白的魅力;小说以典型的京白和"南蛮子儿"方言的语言碰撞,充满语言表达的新鲜感。整部小说以"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小说视角的越界与妥协,以及利用儿童视角的陌生化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融合,都使得《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独具特色。     

马克思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走向成熟的那个时期,《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思想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对主客体同一性的理解、对劳动问题的理解和对承认问题的理解三个方面。其中的主客体同一性预示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劳动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和解放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承认论题则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     

《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

《周易》时间问题是一个烦难的问题,也是一个为今天的易学研究所忽视甚至遗忘的问题。其实,《周易》是先秦古籍中最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间问题的一部典籍。其时间观,是在原始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周易》的筮符结构就是它独特的"时"结构;而所谓"命运",表述的是一种处于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的巫性时间。"知几,其神乎"正是《周易》对这种巫性时间的趋于哲理内涵的追问。它显示了一种现象学的意义。用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努力对周易时间观作深度解读,以"在"的提问会应《周易》"时"的价值与意义,在反思与批评中揭橥《周易》时间观特点。在众多的巫术文化中,唯有《周易》巫筮转嬗、成长为以哲理、伦理为主的史文化,这与它的巫性时间观有着密切的人文联系。     

从叙事聚焦角度剖析劳伦斯《儿子与情人》

劳伦斯的巨作《儿子与情人》是以半自传体的形式来描述劳伦斯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他和父母之间微妙的关系。从叙事聚焦角度看,《儿子与情人》采用了聚焦转换的手段,也就是说,劳伦斯主要采用零聚焦并适当采用了内聚焦的方式。     

《现象学的观念》:先验现象学的正式形成

在《现象学的观念》一书中,胡塞尔阐述了“现象学的还原”和“意向性的构成”这两个观念,这是这本书的两个创造性的理论突破。正是这两个理论突破,标志着胡塞尔从描述现象学完全转向了先验现象学。这表明,是《现象学的观念》而不是学术界普遍所认为的《观念Ⅰ》标志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正式形成。     

多重文本与意象叙事——论《酒国》的结构艺术

莫言在《酒国》中把处在不同层次的多种文本、却又可以相互渗透和强化的叙事单位组合成一个复式结构。这是一种利用多重文本进行反复叙述主体事件的方式。这些文本虽然自成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它们还具有开放性、互文性的特点,正是这种特性的存在,使不同的文本之间产生了内在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叙事整体。红烧婴儿和酒的意象成为叙事过程的焦点,它将小说中的不同文本勾连在一起,从而显示出其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意象叙事还具有凝聚意义的功能,在象征的作用下,揭示出其意义的丰富蕴含。     

胡塞尔早期现象学中的内感知与反思

相比自然思维,现象学反思是一种再造性的后一思;相比内感知,它具有非设定和非现时化的特征.除了这些对反思行为自身的界定之外,现象学的实事一般还要求这种反思具有一种原本性、揭示性和时间性的特征.而在现象学反思中,现时性的内感知最终为自身关涉的内意识所取代.     

双重聚焦：《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视角探析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主要是指叙述者“我”在回顾性叙述中会交替使用“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小说通过这两者在两个叙述层中的转换和交叉使用使整个故事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相互补充中完成对于叙述者“我”的心灵成长史和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兴衰史的叙述。双重聚焦的使用既使小说对于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得以强化,同时又丰富了该小说的审美形态。     

都市印第安少年的自我救赎之旅——《飞逸》的叙事技巧

小说《飞逸》描绘了都市印第安少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思考和见解。在经历五次时空旅行之后,主人公重新返回原点,构建出完美的环形,实现了从不平衡向平衡的过渡,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人性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单纯地回到起始点,而是超越后的回归,是理性和健全人格的回归。借助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空间转移、双重环形叙事结构等技巧,作品表现了主人公的顿悟与成长以及完成身份建构的过程,凸显了作品主题和思想内涵,增加了小说的叙事性和可读性,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