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经筵讲诗对宋诗学形成的影响

在《诗经》学研究历史中,经筵讲诗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其接受者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传授目的是为资政做出参考和借鉴,提升帝王道德修养和治国水平,帮助帝王在经典中寻求解决当前国家治理所面临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因此,经筵的传授与面向普通学子的传统讲授在内容和方向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此背景下,经筵讲诗也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诗学的阐释方式,帝王的个性和喜好客观上推动了经筵讲诗的转型发展,而借由政治的背书和支持,以及经筵讲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这种转型和发展自上而下地引领了宋代诗学大胆创新和疑古的新学风潮。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帝王道统化理想与清初士大夫对经筵日讲的推进

经筵日讲是古代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学习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皇太极时期起,清朝的汉官就屡有经筵之请。传统士大夫对经筵典礼的尊崇,与儒家文教精神的理想期许有关。大臣对于成就君德理想甚为急切,但直到顺治十二年才举行第一次经筵。潜心儒家经典的康熙帝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分不开,但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并未获得尊崇。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翰林院政治功能演变与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制度始于唐代,定型于宋代,翰林院成为朝廷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翰林学士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皇帝处理政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功能上,翰林院经历了由精英政治向史学功能转化的历程,"翰史合流"始于金代,完成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独特的翰林制度体现了史学同政治、史学同现实、史学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对翰林院的研究重点今天依然停留在关注其政治功能,对翰林院的史学属性尤为忽略,所以,探讨翰林院的治史功能对培养今人关心政治、观察历史,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论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的经筵特征

熊赐履是清初理学名臣,其《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经筵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宗旨上,尊崇程朱、辨正道统;在风格上,直说大义、明白易晓;在致用上,由经及政、以道正君。熊赐履《四书》学是《四书》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典型性展开,代表了《四书》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就高拱的经筵教育、民生思想、边疆治理、参与河南地方政治、与隆庆阁臣和"王大臣案"之关系、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渚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另外也研讨了明史中其他一些问题.本次会议有关高拱学术的研讨全面深刻,成果丰厚,但也有一些薄弱之处,尚待加强.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综述

北宋皇帝崇尚文治,重视教育,对教育的发展具有主导性。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北宋皇帝重教的行为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的内容从经筵教育、学校教育、宗室教育、帝王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了解北宋皇帝重教行为奠定了基础,但仍然存在薄弱之处,为此本综述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今后相关研究应努力的方向。     

翰林院与明代政治探究

翰林院在明代政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翰林院和内阁的关系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内阁是在翰林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内阁权力的发展,逐渐摆脱了翰林院的限制,发展成内阁的储相之所,内阁学士是翰林升迁的主要途径和出路。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翰林官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剖析朝政,从而影响到明代的政治。     

朱子《诗》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过程

李朝朱子《诗》学,从初期的兴起到社会普及,经过三个层面的传播,即经筵传播、科举与图书交流、训民正音的创制,而达到社会的普遍接受.文章拟以朱子《诗》学在李朝初期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探讨李朝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及其在用中国经典思想解决本国课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本土化,为本民族儒学素质的形成奠定基础.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丘浚年谱

(接上期第106页) 案:丘浚《经筵进讲》序云:“天顺甲申八月二日,今上首开经筵,时知经筵官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浚于是时叨克讲官。”(《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学士四荣》) 作《秋兴》7首。 案:诗题注云:“天顺甲申”。(《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邓文原《巴西集》诗歌部分校读初记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祖籍为宋代绵州巴西县(今绵阳市),父邓璋,流寓杭州钱塘县(今杭州市),因而生于钱塘。二十岁时,南宋灭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被江浙行中书省任为杭州路儒学正,晚年做过国子祭酒兼经筵讲习官。卒时七十一岁。 邓文原比赵孟頫小五岁,诗文与赵齐名,两人关系很好,都是元代前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元史》说他有文集若干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6《巴西文集》的《提要》说:文原所著,“有《内制集》、《素履斋稿》,今并未见传本。此本(指《巴西文     

张养浩史实新证

元人张起岩撰《大元敕赐故西台御史中丞赠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张公神道碑》,是一篇关于元代知名曲家张养浩的内容丰富详赡的传记资料,以此为依据,参酌其他史料,可知:张养浩的祖父张山在苗氏外,另娶杨氏。张养浩母亲许氏,继母尚氏;妻子郭氏,先养浩二年卒,生长子张强;强年二十二岁卒。“云庄”乃张养浩晚年自号,而“齐东野人”为其另一自号,“顺菴”则为其别号。其著述,除学人已提及者外,另有《经筵馀□》、《卫圣编》二种。另外,据神道碑,还具体确凿地勾画了张养浩的仕、隐经历及早年苦读情况。     

一座历史丰碑

在山西稷山马村青龙寺博物馆，高高耸立着一座丰碑。它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而且也引起了司法、史学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的兴趣与关注。这是一座神道碑。此碑主人是元初名臣———姚天福，字君祥，祖籍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生前曾任元世祖朝的监察御史、刑部尚书、按察使等职。大德六年（１３０２年）正月，病逝大都，享年７３岁。天福死后２９年，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年），元明宗诏命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直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虞集“徵其世家，行事岁月”，筹备撰写姚公神道碑文。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顺帝诏命为天福…     

略论宋代讲学之风的特点与作用

宋朝三百年,从经筵太学到州郡书院,讲学风行,在整个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格外突出,形成了有宋一代的学风文风,学术界出现了堪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比美的局面,其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今天对此作一回顾,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讲学之风的形成宋代讲学之风的形成,首先是朝廷讲求文治的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气候。宋廷崇儒兴学远胜前代,因此出现了“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①的景象。宋初学校未兴,国内疏落的几处精舍书院和州郡学,却是“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②学校未起,讲学却在,到北宋中期,讲学渐渐蔚然成风。对于渐进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