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译介俄苏文学的思想发展

鲁迅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方面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主要方面是要借外国的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文学的力量,以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他的目的“在于增长新     

拣选、引进、融化——试谈鲁迅译介外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鲁迅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从事翻译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他翻译出版的作品,也占他全部著译文字的一半,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的作家当中是少见的。在坚持开放、深化改革的今天,进一步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他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过程中,在世界观的转变、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风     

鲁迅与俄苏文学

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时代。但有趣的是,他的文学活动却是以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早在一九○三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翻译了法国儒勒·维恩的《月界旅行》,到他一九三六年逝世前译出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为止,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校编、著述、评介一直没有间断过。三十三年中,仅翻译就有三十余种。其中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科学小品、童话、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等,共约三百多万字。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鲁迅实践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读者分类、翻译评价等方面,始终贯穿了"窃得洋火照人间"、为大众读者服务的翻译价值取向。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蕴含了颇为深刻的翻译伦理思想,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鲁迅与翻译工作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非常重视翻译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象普罗米修士偷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一样,认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积极组织、领导青年作家从事翻译工作,并与革命烈士瞿秋白、柔石和翻译家曹靖华、李霁野、黄源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以翻译为武器进     

再说《野草》“外典”

<正>读《野草》,会不断发现其文本深处有鲁迅对外国文学暨非文学作品直接间接、或显或隐的译介或改作,与作者直抒胸臆自铸伟词的内容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内涵于《野草》的鲁迅本人之译介,大致完成于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1924、1925年接连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之间。     

试谈郁达夫的翻译

郁达夫是以独树一帜的小说创造蜚声文艺新苑,为世瞩目的文学家。同时,他也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我国“五四”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一样,重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他毕生翻译了数十万言的作品,还对翻译问题发表了不少精到的见解和主张,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也促进了他的新文学创作。但是几十年来,人们在郁达夫研究中,对他的翻译却少有触及。本文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资引玉。     

施蛰存的翻译活动及其意义

施蛰存先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他文学活动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从他的翻译活动出发,试着来分析他的翻译体现了哪些翻译理念,并通过介绍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来探寻他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     

鲁迅小说的象征性

早期的鲁迅受过浪漫主义文學的影响,也对象征主义作品发生强烈的兴趣。他不仅译介了《斯巴达之魂》、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等有着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而且推祟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裴多菲、普希金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与此同时,鲁迅又和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迦尔洵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除了翻译这些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

郑振铎与印度文学的关系源于他对泰戈尔的翻译和介绍.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他对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并多方面地正面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及思想倾向.此后,在国内偏重西方和日本的外国文学评介活动中,他又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对印度文学给予了较多的介绍,对印度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做了探讨.而他本人的创作和艺术观也受到了印度文学尤其是泰戈尔的影响,包括他对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倡导.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魯迅论屈原

鲁迅在他的早期、前期和后期,对屈原都有所论述,而且越到后期论述越精辟。本文将循着上述三个时期的线索,介绍鲁迅对屈原的评价,这对我们研究古代作家是有启示的。 (一) 屈原是鲁迅早期所喜欢的中外著名作家之一。据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回忆:一九○二至一九○四年,鲁迅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曾购买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而在这些外国作品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鲁迅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把这本书     

试论鲁迅译介外国文学的原则与特点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精通中国文学;同时,他也极其重视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思想和艺术的养料。从本世纪初到逝世前的三十多年间,鲁迅翻译了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俄国与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十四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印成三十三个单印本,超过二百五十万字。他的著作、日记、书信中,涉及外国文学论述的、则更为可观,共有二十五个国家和民族的二百五十三个作家之多。他还帮助别人校订过十多种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稿以及相当数量的散篇译作。     

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

本文通过对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在与鲁迅先生的论战、莎剧翻译和莎学研究、以及对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和评论活动的分析,全面分析和梳理了这位学者型翻译家的翻译思想。     

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那风雨如磐、鹰犬四伏的岁月,他非常热情地翻译并介绍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珂童话集》,及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艺术论》等大量作品;创办《译文》杂志,翻译并印行了两本《城外小说集》。他的译作达三百万字之多。鲁迅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目的,通过翻译来唤醒和激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已来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张闻天与外国文学

张闻天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曾东渡日本,进而到美国,又北赴苏联,以他深厚的国学和英文基础搞起了外国文学翻译和评论,先后完成了50多万字译著和10多万字的评论,不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