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神王与神仆——《王权与神祇》中古代近东诸王权形态之比较研究

富兰克弗特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古代近东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与王权的研究,因其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野与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的讨论。通过比较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的差异性,富兰克弗特认为两河流域的季节更替使得王权成为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并且与弗雷泽、葛兰言等人的古典文明社会研究构成对话。富兰克弗特试图呈现古代近东“神圣王权”的不同形态,对于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研究而言,《王权与神祇》无疑是我们理解古代近东王权形态及人类学王权理论的一座“桥梁”。     

阶序格局下的祭司与国王——评路易·杜蒙的“古代印度的王权观念”

路易?杜蒙的“古代印度的王权观念”一文是论述印度世俗化王权观念的重要文本。杜蒙指出等级阶序是印度社会价值观念之核心,在阶序格局中祭司与国王的二分等级关系体现了地位与权力、宗教与王权、祭祀与巫术、价值与政治等社会范畴的“理想型”关系。所以要理解印度王权观念世俗化过程中生成的个体主义、契约理论和政治经济范畴,必须基于对“阶序”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意义之理解上,以一种比较的视野来展开。     

居米旁大师的王权学说——《国王修身论》释读

《国王修身论》是19世纪著名学者居米旁大师应德格土司的请求而撰写的一部格言著作。文章以此著作为考察文本,通过解读居米旁大师有关执政之道的叙述,考察其书写王权的技艺和范式,试图在历史和文本的交融视野中,厘清知识与权力、宗教与政治、法律与道德在藏边社会历史语境中复杂的共生关系,并由此呈现德格这个藏边社会在时代洪流和历史变革中所面临的困境和考验,探讨历史上的德格有志之士是如何通过建构和书写王权来试图应对和消解历史危机的。     

以辉度对抗等级衰降——从《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看古代巴厘的印式王权

格尔兹在《尼加拉》一书中呈现了“剧场国家”这一政治类型和国家形态,实际上这是深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古代巴厘印式王权.作为神圣王权的一种地方形态,尼加拉的核心问题无非是19世纪巴厘岛的国王们是如何以仪式所产生的辉度来对抗继嗣关系中不断衰降的等级.格尔兹虽然发现了等级衰降与国王辉度源于至上神的神圣性这一问题,却忽略了婆罗门祭司作为知识群体在巴厘社会中的作用.王权理论视角下,巴特与兰星分别以知识生成和二元宇宙论回应了巴厘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等级问题.因此,从神圣王权、等级制度和知识形成的理论入手来重新考察“尼加拉”,或能帮助我们找到理解巴厘剧场国家的不同路径.     

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心和关系——从《想象的共同体》看民族主义的困境和消解之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人造物,是一个被想象成享有主权且边界有限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兴起给当代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通过对《想象的共同体》的研读和分析本文针对民族主义的边界与排他性的特征,尝试从王权政治的中心与包容性来探索消解民族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     

试论蒙古族天命观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天命观作为客观唯心主义,其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时代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天命观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说天命观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一种形式的天命观都是从天和人的关系讲起的,从天人关系出发,不同民族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基本问题     

太阳王与社会的神圣来源——霍卡的王权研究及其理论启发

霍卡是20世纪早期人类学的杰出代表性人物,基于扎实的东方古典学素养和长期的田野实地考察,他的王权研究不仅推动了传统东方学的现代人类学转向,更引领了原始文化与古典文明之比较研究范式.霍卡的王权理论强调,人类社会最初的神圣性和整体性是由王权来建构和表达的,特别是王的加冕典礼和献祭仪式彰显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有机结构与运作机制,贯穿了自然与社会秩序,不仅突显了社会整体性的永恒动力,也触发了社会的分化.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理论建构和比较研究而言,霍卡的王权研究极富启发性.     

制造“太阳王”的光辉——从《制造路易十四》看神圣王权与民族国家的塑造

通过考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时的公众形象的制造、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详细分析了见诸于绘画、雕塑、文学、戏剧以及建筑等艺术形式中的路易十四形象,指出法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初期所形成的一个专门宣扬制造国王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的体制是如何展开王权的神圣性塑造与民族国家认同的,这一卓越的文化史研究为我们厘清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中式民主的历史回顾——中国民主政治建设60年的探索与展望

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走过60年的历程,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相比,它是独特的,因为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看,中国民主模式有自己确定的内含和外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中国式民主模式＂。一是它本身6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虽然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民主运行实践偏离了最初设计的制度框架,但总的来看,它还是为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支持力。二是怎样看待中国民主制度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制度设计来看,它已经与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决裂,但是,它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无法彻底决裂,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肃清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和汲取它的积极内容。     

弗雷泽的社会观探析——评《<旧约>中的民间传说》

弗雷泽的《旧约》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通过梳理《〈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一书中弗雷泽对希伯来社会形态演变史的关注,结合《金枝》这本书,本文意在指出弗雷泽的研究中所蕴含的社会观.在弗雷泽的研究中,以古罗马为代表的神圣王权是一种重要的古代社会形态,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希伯来社会呈现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另一种可能.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比较当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到弗雷泽心中的理想社会的特征.     

“兴边富民行动”助推芒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芒市地处云南省西部,是中国历史上较早通向世界的门户之一,是古代著名＂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素有＂滇西边陲第一镇＂之称。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以来,芒市作为全省桥头堡建设的前沿窗口和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着力加快推进规模升级、产业强化、功能提升,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带动辐射力和区域影响力,努力将芒市建设成为中国通往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陆路门户、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黄金口岸中心城市、     

浅谈汉代美术中体现的东方美学

在东方美学中,中国古典美学因其独特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独树一帜。美学思想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性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历史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中,有汉一代不仅延习了先秦的理性思想,又继承了楚国的浪漫主义传统。汉代人开始探索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为对人为宗教的信仰。这一时期美术开始逐渐分立,独立成课,为人类服务,为王权政治服务。本文以汉代美术为例,探讨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并探寻一条适合现代美学发展的道路。     

民族区域自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国家。近代以后,中国的边疆政策融汇历史经验的传统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最终形成了新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一系列民族政策。从这个制度中,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的历史传统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遭遇,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产生的影响。     

从“羊”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的产生之初,文化的诞生之时,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的历史实则是一个语言、文化的历史。羊作为一个动物很早就进入人类的视野,从古自今和人为相依为命,大量的＂羊＂之语言在这个过程产生,记载了丰富的＂羊＂之文化。     

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族群认同构建

赫梯人所建立的赫梯文明及赫梯王国具有多元文化交融和多民族共存的特点,这在赫梯国王名字的历史演变中得以窥见。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包含了城市名、神灵名、高山名和祖先名等多种来源,而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出国王名字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在寓意上的积极性和时代性,以及赫梯人对王权权威性、合法性和王位正统性的追求。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其文化特征是赫梯族群认同构建的必然结果。在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状态下,赫梯人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赫梯王权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一体系在赫梯帝国灭亡之后甚至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文明的宇宙观形态:方位、季节与他性

<正>本文原题为《Directions,Seasons,and Alterities: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Cosmology》,发表于英国《传统宇宙观研究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Traditional Cosmology Society,Volume 29,2031,pp.25-58)。文章旨在通过探讨中国上古时期的政治宇宙观转型史来阐述文明宇宙论形成的历史概貌。作者认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帝国时期,而是早已作为一种"石器时代的宇宙观"而在此之前很久就存在。在周代的时候,已经从一种"王权宇宙观"(政治和宗教上具有绝对主义和务实主义特质的商制)演变为一种"文明宇宙观"(政治上和宗教上具有联盟主义和礼教主义性质的周制)。这种古老的世界观图式,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关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士人与山川——从《容美纪游》看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

《容美纪游》是一本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游记作品,记录了作者顾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往湖北西部、今土家族分布区的容美土司地旅行五个多月的经历。顾彩心中的容美,既是野蛮地,又是桃花源,同时还是一个仙居地。顾彩对容美土司的三重印象,正是他应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顾彩的容美之旅,反映出以顾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山川观念。此类山川观念,实际是中国儒家士人中久存的一个传统。在＂士志于道＂的追寻中,山川之地成为了对自身社会的一个超越,成为一个＂求道＂之地。在现今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或地方史研究中,《容美纪游》被视为唯一揭示清代改土归流之前鄂西地方政治、社会、地理历史面貌的史籍资料,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上半叶色拉寺“夺多”(破戒僧)的特质及其组织研究

＂夺多＂（破戒僧）是藏传佛教寺院里独特又十分重要的一个群体,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历史事务中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寺院组织的微观参与者。但长期以来这个群体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力图以色拉寺的＂夺多＂为研究对象,从＂夺多＂的特质、其存在的原因、其所形成的＂陀仓＂组织等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以此作为＂夺多＂研究之一瞥,为今后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做一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