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浅析中诗英译现状

许均教授在顾正阳教授的论著《古诗词曲英译论稿〈序〉》中曾对中国古诗词英译有过这样的描述“古诗词曲翻译之难,恐怕不亚于李白在古时所感叹的蜀道之难。”正因其难,中外译者众多,译作纷呈,使古诗词英译研究领域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文拟从古诗词英译中最有争议的三个方面出发：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散体与韵体之争、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之争,对其现状作一简单分析。     

浅谈对古诗词英译的赏析--兼谈彼得·纽马克翻译理论在其中的运用

中国古诗词源远流长 ,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最为宝贵的珍藏 ,历来受到国内外学者译者的关注。对中国古诗词英译不同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和赏析 ,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有益的启迪 ,同时有助于体味彼得·纽马克提出的核心翻译理论即“语义翻译” (semantic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translation)在其中的具体运用。     

浅谈政治文章翻译中的褒贬译法

政治文章逻辑严密、措辞严谨、观点鲜明。在翻译这类文章时,译者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词语及字里行间隐含的感情色彩,准确表达作者的立场与观点。褒贬译法是指在翻译中严格按照原文的感情色彩来进行,即将褒义词译成褒义词、中性词译成中性词、贬义词译成贬义词的翻译法。对于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而存在不同理解的词语,译者不应简单地将其译成原语在译语中的一般对应词,而应译成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原文感情色彩、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几个问题

在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语时 ,译者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确定句子主语、动词时态和名字单复数的困难 ,因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 ,句子的主语常常省略 ,而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单复数又是隐形的。这些困难可通过上下文或逻辑推理解决。但由于不同译者的思维方式不同 ,审美模式各异 ,逻辑推理的结果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只要译文不失原义 ,逻辑上能讲得通 ,应当允许不同译者使用不同的主语、时态和单复数翻译同一首诗词     

《诗经》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已被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众多的英译本各具特色。其中,理雅各和许渊冲这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国籍、身份和经历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译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讨论理雅各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图式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诗词英译研究

鉴于图式在译者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解码和对译文编码起到的重要作用,并结合诗歌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本文通过对中国古诗词进行内容图式、语言图式和形式图式三方面的分析,从而研究图式理论在中国古诗词英译上的应用。并认为,这三方面图式的传译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译诗的质量。     

藏文赞颂词汉译技巧管窥

我们知道,藏文的篇首赞颂词,也是藏文旧体诗的一种,若译成汉文,按理也应译成格律诗。但是,从当前油印或正式出版的许多名著中赞颂词的翻译情况来看,却全非如此。有些只为能把原意译出而忽视了原文的表达形式,致使内容也表达得很不准确,即出现了忘“形”失“意”现象。这里所说的“形”即指作品的体裁、情节、结构、形象等表现形式;所谓的“意”,仅指原文的实际内容。对一些翻译技巧问题,不同的译者,处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还能按照原文形式,把赞颂词译成格律诗;有的将一首赞颂词译成了半首(两行)诗;有的将一首却译成了四首;有的译成了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诗等等。所有这些,译者     

古诗词英译中标题的处理

古诗词英译中标题的处理方法较特殊,译者应结合诗歌的主题、内容,采取”循规守矩”、“重起炉灶”、“修修改改”三种不同的办法.     

汉语古诗词离别文化英译初探

离愁历来都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这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翻译则是以口语或笔语的形式用听众或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转达出发语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之间建立某种等同,因此翻译并非语言本身客观僵硬的再现,而是在译者参与下受社会文化语言影响的再创造。所以在古诗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传译便也成了诗歌形式及内容传译之外的又一重要使命。文章结合汉语及英语语言特点,以中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中国离别文化在古诗词英译过程中的传递。     

典籍英译的关联理论解读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被译成外语。典籍英译便是这种译介活动的一种,旨在将中国的典籍作品翻译成英文,以弘扬中国文化。关联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进而找到最佳关联并形成译文。因此,在关联理论视角下,译者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需要正确理解原文,寻找最佳关联并形成正确的译文。     

关于典籍英译过程中的考辨——兼与卓振英和杨秋菊两位先生商榷

英译中国古代典籍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将典籍译成英文之前,译者首先会在汉语理解的层面上面临大量疑难问题,对其严肃认真地进行考辨势在必行。笔者在分析了卓振英与杨秋菊两位先生提出的“训诂”、“互文观照”、“考据”三种考辨方法之后,认为译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实际存在两个连续的翻译阶段,首先是语内翻译阶段,然后才是语际翻译阶段。而在第一个阶段,译者在进行考辨时务必注意吸收古往今来汉语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许译《毛泽东诗词选》研究

在西方汉学界和我国翻译界,关于汉诗英译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主张以韵文和散文译汉诗两种。在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Waley,Bynner等人用散文体译介中国古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吕叔湘先生予以充分肯者[1];剑桥大学教授HerbertAGiles则以韵文翻译中国唐诗,受到评论界的普遍赞扬,ArthurWaler认为Giles“善将词义与韵律巧妙结合”[2],传达汉诗的神韵。在我国翻译界,翁显良教授曾以散文体译出高质量的古诗词,这是有目共睹的;许洲冲先生则坚持以韵文翻译中国古诗词,成绩斐然。看来,韵文与散文体都有精品面世,关键还是译者…     

许渊冲、汪榕培英译古诗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了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成英语的几首中国古诗 ,看出 ( 1 )汪译与许译在某些地方相似 ,大家所见略同 ;( 2 )许采用直译的地方 ,汪采用意译 ;( 3)许采用意译的地方 ,汪采用直译 ;( 4 )两种译文是译者从不同角度对原诗的理解和阐释 ,互为补充 ,但都有些不尽人意之处 ,笔者希望今后还有更新更好的译文出现。     

许渊冲、汪榕培英译古诗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了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成英语的几首中国古诗,看出(1)汪译与许译在某些地方相似,大家所见略同;(2)许采用直译的地方,汪采用意译;(3)许采用意译的地方,汪采用直译;(4)两种译文是译者从不同角度对原诗的理解和阐释,互为补充,但都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笔者希望今后还有更新更好的译文出现。     

汉诗英译中"疑"符号的文化信息解读与传递

古诗词以既精炼简洁又含蓄的诗句表达人的感情 ,“疑”是古诗词中常见的一个语符 ,不仅承载着共性的“怀疑”的文化意义 ,而且承载着一分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模糊的主观感受。而译者对“疑”语符的处理 ,必然会表现出译文中不同主体对诗中“疑”客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既模糊而又朦胧的意义的多元性解读和主观多元特质展现。     

《今古奇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最早的典范与启示

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三篇从《今古奇观》中选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被译成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源头。早期西方译者在完全主体作为的情况下对中国著作文本做了何种选择以及对译文做了怎样的处理,在我们所提出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仍有着新颖的启示。     

古诗词曲中鸟类文化意象的翻译

鸟类在古诗词曲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用以表达诗人的喜乐哀愁。它们寓含丰富的文化,译者翻译时需放在文化语境里考虑。从文化角度探讨含有鸟类文化意象诗歌的翻译方法,以向译语读者展现鸟类诗歌特殊的韵味,是古诗词跨文化翻译的一个新的尝试。     

古籍回译的理念与方法

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翻译出版外文写作的中国学著作,成为当今中国译界的全新课题。古籍回译既有词汇、句法方面的问题,又有知识背景方面的问题,而回译成中文后,词语的润色和行文节奏也是译者面对的一大难题。结合英文版《“时报”与中国清末改革思想史》的汉译实践,笔者分析了古籍回译对译者的挑战,探讨了翻译这类文献的理念和方法,并期望引起译界对这一新的翻译任务的重新认识。     

从目的论角度看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复译成为翻译界一种普遍的现象。目的论的三个翻译原则证明了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翻译目的的相异,接受对象的不同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的差异决定了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古诗词英译中文化信息的总体审度及平衡传译

中国古典诗词中文化信息的传译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对古典诗词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译需要译者对信息的量与质进行总体审度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平衡传译.从信息传播系统探讨古诗词曲英译中文化信息的总体审度,可以动态地研究古诗词曲中文化信息的有效传译.从信息的质与量分析来看,对信道容量、信息传输负载、信息冗余、噪声几个衡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平衡是翻译的重点,也是平衡传译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