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哈贝马斯的伦理思想研究——兼与麦金太尔相比较

随着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流派划分的出现,流行观念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进而在研究中过分注重它们的差异、区分,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梳理哈贝马斯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过程时,力图尝试将麦金太尔的社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行比较,在寻求他们共同性的前提下来论述他们的差异,并以此为背景进一步考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原则的建构。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论商谈伦理学与网络伦理的构建

大量网络问题的出现迫切要求我们加速构建网络伦理,而在此进程中人们在网络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关系,网络伦理的普适性和网络伦理构建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理论精髓在解决此类问题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观

哈贝马斯作为当今著名的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的论著较多,但是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却较少。哈贝马斯主要的政治思想是话语政治,话语政治强调人们把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式,讨论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它既体现在通过何种程序保证人们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政治意见的类型,也表现在民众达成的政治意见如何影响现有的行政权力。话语政治在改变选民被特权阶层操纵方面是有益的和值得肯定的,但是话语政治过于理想化,很难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而他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的方案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克服了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

哈贝马斯从分析M·韦伯合理性概念入手,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继承,系统阐发了科技意识形态论,提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有别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作为技术统治的隐形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提供基础.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总体上属于科技悲观主义;但是它不仅深化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于反思科技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不能化约为个人伦理,但包含德性伦理。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为核心,以其幸福为目标指向。企业伦理既包括规范伦理,也包括德性伦理,其中德性伦理是企业家和员工所应具备的经济美德,其德性观、实践论视野、团体论视野、幸福观和成功观都有力地支持着企业伦理,但德性伦理还需要规范伦理作为副本,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蒙古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探析

崇尚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崇尚英雄精神、崇尚诚信是蒙古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它贯穿于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伦理道德思想是蒙古族的生存智慧、发展动力,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管理与伦理的和谐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价值的实现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管理,它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能够促使大学生顺应国家、社会的要求不断发展、完善;这种管理还具备浓厚的伦理性质,有利于大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和全面发展,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管理与伦理的和谐统一对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保证其取得良好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乌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本解读

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隐藏着以“金钱”和以“肉体”为核心词汇的两套相互对立的话语体系。这两套话语体系的叙述主体根据话语系统的语义对立，构成了两个相互依存的“参动者模式”。在参动者模式的作用下，以“金钱”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具有普适性和穿透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以此维护资产阶级的集团利益。而以“肉体”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只能居于它的强大威势下，仅能以微弱的力量来表示反抗与叛逆。     

论权力意识形态在广告语言中的隐性表达

批评话语分析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关注在于权力意识形态作为聚焦点存在于各种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往对权力意识形态的分析集中在政治性文本中,其实各种话语结构中都存在,而且是一种隐性表达。通过研究一则广告文本的话语构建及广告策划方的幕后话语策略,努力呈现权力意识形态的特殊表达。研究表明,权力意识形态确实可以通过各种话语策略隐藏于幕后,被称为“隐性表达”。     

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是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的统一。主体间的对话理解、表达模式的合理建构、不同语境的契合优化、不同话语的通畅转译构成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逻辑。其中,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机制具有多重因素,言语符号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本质,互联网技术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关键,话语需求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发展的动力源泉,主流意识形态是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核心。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话语意识与英汉信息转换再论

话语意识与语际翻译及译文质量是涉及心理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范畴.话语人与译者在知觉、认知和知识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决定了语际转换方式如意译或直译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