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

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公布以后,使用其有关数据,探索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对于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对于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新旧社会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的差异变化和变化的原因,把握其特点和发展的趋势,不仅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实际意义的。     

农村家庭规模变化的动向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的变化对人们的生育观及人口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解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推行了责任制以后,家庭除具有消费、生育和一部分教育职能之外,还恢复了生产单位的职能,它产生了一些新因素,使家庭规模的变化出现新的动向。本文试图以珠江三角州的新会县等为例(新会、开平等县是较富的鱼米之乡,在珠江三角州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重点分析解放以来农村家庭规模发生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中国家庭的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正> (一)家庭数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家庭数量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家庭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家庭数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多;在人口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家庭数量的变化既取决于家庭规模及其构成,又取决于现有家庭内部“合力”与“分力”的斗争,“分力”大于“合力”,家庭数量就会增多,否则就会相对减少。我国近七、八十年来,家庭户(不包括集体户)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11年到1947年的36年中,家庭户数总的趋势是不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很慢(见表1)。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湖南省妇女婚姻、生育、家庭状况研究——曾毅“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的应用

人口调查与人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数据,但这些数据所提供的只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断的信息,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中找出各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状态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家庭规模与结构是过去多年来各种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影响的综合效应。对此,曾毅教授所建立的适于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正可以发挥作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生命表类似,用于估算一批人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预期婚姻状态、胎次状态、存活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幼年子女或未成年子女的抚育、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年数、以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抚养负担的年数等,如果这批人遵     

家庭规模、家庭类型与市场需求分析

本文在分析个人需求与家庭需求特征及其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及其变动、家庭门第类型、家庭职能及家庭成员性别角色的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并探讨了其市场营销意义。家庭规模与家庭类型及其变动既影响个人需求，又影响家庭需求，通过夫妇的时间配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负担状况等影响家庭的购买决策行为、需求结构、需求水平、需求层次与需求商品的特征。家庭门第类型对家庭地位商品有着重要影响，家庭职能的变化导致对社会商品或劳务需求的增加，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对家庭内部分工、家庭购买决策、家庭需求商品本身都产生重要影响。所有这些都要求厂商采取针对性的营销活动，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变化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它不仅对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文化教育、婚姻、劳动就业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家庭变化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从横向看,人口年龄构成总体与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之间,有一种规律性的内在联系;从纵向     

运用户主率指标对无锡市和无锡县家庭户资料的分析

在家庭户研究方面,通常采用以下几个指标:平均家庭户规模、按家庭户规模的分布比例、按家庭户内世代数的分布比例、按家庭户类型的分布比例等。由于这些描述指标都没有控制人口自然结构,如性别、年龄等,因此在进行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时,不能分清变动或差异到底归咎于家庭模式的变化还是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化。此外,由于未考虑人口这一重要因素,一些描述指标就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家庭户规模和总户数及各类家庭户的分     

家庭转变的动态过程及其环境负载研究

在家庭规模效应的作用下,家庭结构变化对资源环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构建并验证了中国家庭转变模型.中国家庭转变呈现区域性特征,发达地区家庭转变分界点为1975年和2003年,并已进入家庭转变的末期;发展中地区家庭转变分界点为1981年,第二分界点还没有到来.家庭转变的环境影响分析显示,家庭规模变化产生的环境效应全面超越人口数量变化的效应,成为仅次于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家庭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家庭转变会导致家庭消费品效率的损失,在享受家庭转变带来的社会福利时,也不能忽视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压力,发展中地区应积极总结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避免发达地区的相关环境危机重演.     

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口与气候变化关系是一个非常缺乏研究的领域。本文总结近年有关人口变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的状况,讨论不同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应用成果及其局限性,特别介绍了应用整合评估模型iPETS对主要国家和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预测结果,指出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技术变动等都是人类影响气候变化的决定因素;人口变动的影响不只是人口规模的增减,人口和家庭户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是应该考虑的内容;家庭户应该成为气候变化研究的人口分析单位;人口老化、城市化、家庭规模缩小等都是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重要人口因素。本研究提供了改进气候预测模型对人口变量处理方式的实例,指出了在制定减缓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中考虑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和可操作建议。     

人口因素在北京市水资源压力中的驱动作用分析

文章在对北京市水资源压力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对数平均的因素分解法对北京市2001～2010年间的用水量进行各类驱动因素的分析,研究人口规模变化、家庭规模和数量等人口学因素在各种驱动因素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表明,北京市水资源压力很大,而且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逐年加剧的趋势;北京市用水量增长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人均GDP的增长;人口数量、家庭数量以及家庭规模等人口学要素对用水量变化有一定的作用,但并非是北京市用水量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提高生产部门的水资源利用率,引导居民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对缓解北京市水资源压力、提高人口承载力有重要意义。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广东家庭户规模与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特点

本文分析广东省家庭户的规模和结构变化 ,以及广东家庭生命周期的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等六个阶段的新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将对广东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曾毅荣获1987年Dorothy Thomas学术奖的研究所果: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方法已研制成分析软件(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如何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找出全国或某省、某地区、某县,当前早婚与多胎生育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在给定的生育、死亡水平下,人们一生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间到底有多长?有多少老人处于无子女与丧偶状态?生育、死亡、婚姻等人口要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与王正联助理工程师研制的家庭状态生命表分析软件(中文版)作为人口分析的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帮助您寻找上述问趣的答案。     

北京市家庭户的规模与构成

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家庭则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人口再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的产生、发展以及家庭规模、构成的变化.而家庭规模、构成的变化又反过来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北京市家庭户是指;人们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共同居住、共同生活的经济独立的基本单位.家庭户成员是户口登记机关正式登记为北京市常住户口的人.今年八、九、十月间,我们采用类型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十三个区、县的十四个不同类型的地区4,759个家庭户进行了调查.经计算:抽样样本平均数为每户人口3.48人,抽样误差为0.02,当t=2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问题

中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实践已积累了十七年的经验教训,把独生子女问题放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已具备一定条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城市独生子女问题的视野会比较开阔,从时间序列、空间序列、价值序列等多角度入手,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给出我们的见解和观点。独生子女群体对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产生明显影响,对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城市家庭规模、结构变化,核心家庭堆积现象促使家庭生活方式改变;家庭轴心向子代转移,传统的“反哺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化养老有待于逐步开展以弥补家庭养老的困难,多渠道、多形式的劳务保障将会在需求的催促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