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体学: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

文体学虽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但概念辨析与立场确定仍有不明。考虑到历史语境变迁和文学思潮演进等因素,"文"和"体"的简单组合并不能清晰呈现古人有关此一问题的全部思考,且"文"和"体"内涵的确定仅明确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能揭示其旨趣。作为现代学术,文体学应有明晰的学理基础与目标指向,具备系统化和理论化。建设"文体学"不是简单地梳理、罗列相关知识,也不是一味地依循传统理路,它是基于现代视野和现实诉求,重新确立和整合。所谓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可区分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和"中国古代文体—学"两个层次,二者都有必要价值。但就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来说,不应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充,更应是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特别是对于"本体"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引领和创造新格局。     

文本文体学:理论与方法

现代文体学理论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形成了理论文体学和历史文体学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但这两种范式在对具体文本的文体阐释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文体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即文本文体学,并从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研究的综合视野和研究方法等层面对文本文体学的具体理论内涵和理论方法提出一系列自己的见解,其目的是为建构现代文本文体学提供某种可行的理论模式。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读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这种研究是在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宏愿中进行的,是在现代视阈指导下进行的.这表现在十个方面;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对文体和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关系;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史的贯穿;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发现或引发出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此亦可称为现代意义文体学研究的“十法”.     

呼唤语文教育本体研究的回归

在中国语文教育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人们在不断地追寻语文教育本体的研究。20世纪,语文教育本体的研究首先需要从封建主义的"义理"和教条主义的"政治性"羁绊中解脱出来,以保持语文教育本体的独立地位。在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加强语文教育本体研究,就需要与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国外母语教育的成功经验连接起来,以促成语文教育本体的更新和发育。     

本土文化的回归与批判

本土文化的回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呈现。在认可中心与地方、全球与本土的差异性前提下强调回归,会发现"中心"与"地方"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存在。谈回归本土、要坚持和回归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立场,一种对脚下土地的关怀,对弱势的责任。在肯定文化传统的同时应当伴随的是批判的态度,即张扬民族文化的同时警惕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通过清醒而平等地对待自己和他者的文化,建构起一个真实、开放的地方知识谱系。     

政治的本原回归与本体建构

“政治”是一个仁智互见的概念,不同逻辑起点和致思路径所生发的阐释话语使其面相多变、本义难显,在当下引发了政治指涉和认同危机.通过对政治概念原初意义的回溯,在政治概念的祛弊和赋魅中,探讨中国视域下政治本体建构之必要和可能.     

中国本土消费:亮点与对策

当前,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正在进入本土消费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资产和财富消费、文化消费、服务消费、假日消费都呈现新的亮点。这说明,中国本土消费正面临着全面转型,和谐消费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企业应顺应这种趋势,为中国本土消费推波助澜,进而创造消费者、社会和企业三赢局面。     

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

真德秀丰富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主要从《文章正宗》的编纂中体现出来。真德秀的文体学思想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文章正宗纲目》所体现出来的,二是王应麟《辞学指南》和吴讷《文章辨体》中所引真德秀文体言论的文献中体现出来,三是《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学思想。     

经济学方法论的解构与本体回归

在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对科学性的重视使得经济研究强调以市场有效性为中心的先验假设,重视量化实证分析,忽视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异质性特征。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应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解构原有研究模式,将历史因素纳入经济分析过程,以强化对研究对象存在性和自身特征的关注。     

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

中国佛学的本体观念与世界上大多数哲学都不相同 ,它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它以缘生为理论基础 ,否定外在的本体 ,并以性空为实相 ,顺化而为实相非相的本体论。建立在缘生基础上的因果论 ,多因多果以及因果无限延续 ,不仅凸现了非本体的倾向 ,而且置因果必然性于条件偶然性的架构之中。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之辩 ,进一步说明非本体论超二元对立的思维基础。言不可言之趣 ,说不可说之理 ,则是佛家非本体的本体诠释的一般方法。     

间架：一个本土的理论概念

“间架”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使用的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概念。间架概念源于建筑术语 ,被各门艺术广泛使用 ,它具有空间间隔与围合的特征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间架的“间” ,是指空间的间隙、距离 ,在文本叙事中用以表述情节发展出现的障碍和曲折 ,间架的“架” ,是指空间的围合框架 ,用以表述情节线索的错综复杂 ;间架作为小说评点理论的结构概念 ,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具有不同于西方小说在时间次序中叙事的空间性结构特点 ,它强调的是空间叙事结构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平面延续性。间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概念 ,与西方的时间化叙事理论形成对话     

畲族的发源地与畲族的文化影响

畲族发源于闽粤赣边区 ,早有定论 ;但发源于潮州凤凰山 ,未见有专论。本文根据史料分析畲族从潮州迁出的时间 ,概据畲族与凤凰山相关的民俗和史诗、歌谣 ,确定畲族发源于潮洲凤凰山 ,并且梳理畲族历史上一些人物、大事的相互关系 ,考察了目前潮州文化受畲族文化影响的方方面面     

文学研究中的图文互文法

文化、文学、文字和图像四者的亲缘性和互动性为图文互文法提供了理论支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图志》、《京派海派综论》 (图志本 )等实践证实了图文互文法进行文学研究的可行性。其得失也让人从中窥见用图文互文法研究文学的优势和可能遭遇的困难。图文互文法使研究逼近文学本原 ,拓展文学研究主体的视域和文学研究客体的维度 ,给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     

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近代以来建构的所谓"纯文学"的古代文论批评范式,不仅导致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的日益贫乏化,而且也引发了本领域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古今、中西价值取向分裂,而现代化过程的本性则要求对于中国文论的完整叙事,从问题意识的产生到提问方式乃至解决方法,既是"中国式"的,又是中西视域融合的。因此,回归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性意义世界,是文论早期形态问题意识产生的思想土壤,而观念史和思想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则是本领域未来研究中值得展望的方向。     

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已近百年.反思历史,有三大问题未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扩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运用.这种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研究困境,典型表现是被学术边缘化.走出研究困境的前提是在学科层面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这里同样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轻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后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占据正统中心地位.诸多问题的解决,有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创新.创新方式有多种,唯一正确者是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创新性路径有两层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根本在于把经典著作研究置于中心位置;中心位置靠研究范式保证和体现,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背景、核心范畴、分析框架、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历史衍化等七个方面.由此,使研究路径的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焦虑、游戏、文学场——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途

无论是"影响的焦虑"还是"游戏"抑或"文学场",都向我们昭示着文学经典处在诸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今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等等.也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青春长在.所以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不只是经典形成的起点问题,而是一个生成问题,即:文学经典是处在建构的途中.以这种观点可以有效地对经典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

本文以童庆炳先生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十家为范例 ,通过他对孔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 ,庄子“虚静”说 ,刘勰“蓄愤”、“郁陶”说 ,李贽“童心”说等理论命题的探析 ,论述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是找到了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 ,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 ,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 ,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 ,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后半部分还对童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术策略的“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原则稍稍作了延伸展述 ,并呼吁当代中国学者应对本土的古代文论努力作出自己的阐释 ,不再仅是得益于西方的“李约瑟”们。     

华文文学研究的瓶颈与多元理论的建构

有关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话题,本刊两年前曾刊发了刘登翰先生“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等一组文章,其中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选登;本期发表的“华文文学学术空间的拓展”中的4篇文章,侧重对某些西方文论进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和限度进行探讨,意在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把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中国文论的诗性资质及其成因

印度诗哲泰戈尔高度赞赏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论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显现了浓郁的诗性资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较多理性的束缚而造成华夏民族表现型艺术繁荣;其次是由于古代文论家大多同时致力于创作与欣赏,从事理论研究与批评文字的写作是其文学活动的延伸;并且,这些文论家的旨趣普遍地集中于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因而形成了无数小灯点燃大灯的美丽景观。今天,我们对这一传统不能只是贬抑其消极的一面,更应该光大其积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