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湘詹桥方言的被动义介词“落”

临湘詹桥方言中的“落”是一个高频使用的词语，可以作动词、助词和介词。文章主要探讨“落”作被动义介词时的用法，包括其语义、结构形式和否定式。     

湖南祁东方言中几个特殊介词的用法及其来源

文章介绍了祁东方言中介词"得"、"走"、"拿"、"帮"的用法,并利用语法化的"叠加性"特点得出:它们都是在非典型连动式的句法语义框架中虚化的,基本都是由尾重心原则和认知上的前景凸显触发的;但与普通话中相对应的介词相比,虚化程度较低,还残留着一些词汇义,在特定情况下能恢复作动词。     

方言词"挨"表被动探源

在汉语方言里,"挨"作为被动介词的用法大量存在.对于"挨"表被动的来源,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来自于"挨"的主动义,另一种则认为来自于"挨"的遭受义.我们认为"挨"也属于"给予"义动词,"挨"的虚化遵守"给予"义动词虚化的一般规律,表被动的介词"挨"来源于动词"挨"的"接触"义,而非"遭到不幸"义.同时,"挨"虚化为被动标记可以找到类型学上的证据.     

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

"从"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动介兼类词,其介词用法是从动词用法虚化发展而来的.由于时间的一维性特点,使得处在 V1+ N1+ V2+ N2连动句中 V1位置的"从"重新分析为表动作指向和空间经过的介词,由空间经过的介词又可引出始发、处所义;由空间的始发可以隐喻投射为表时间的起点.     

《诗经》介词"以"考察--兼谈"以"的虚化

《诗经》中的“以”作介词 ,有其鲜明的语义和结构特征。介词“以”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 ,其静态的储存义“用”表现出强烈的工具性。其语义指向的转指性使介词“以”的宾语位置常常前置。“以”的词汇意义的虚化与其语法功能的虚化反映出大体一致的特性 ,当介词“以”表工具的词汇意义弱化 ,其结构上的关联作用成主导时 ,介词“以”便进一步虚化为连词。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都属于罕见用法,但在"南方官话"里则始终是常见用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成了常见用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可能有外部动因--受"南方官话"的影响,也可能有内在动因--北京话系统内部语法、语体的优胜劣汰规则在起作用.     

南阳方言的“给”字句

在南阳方言中,“给”单用时读为[kei33],与其他成分共现时读为[k(□)13].总体看来,“给”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介词“给”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起到不同的标引、标记功能.“给”的多功能性导致部分“给”字句在缺乏语境制约的情况下出现歧义.功能不同的“给”在语句中大量共现,使得南阳话的“给”字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极具代表性的是以“给我”为标记的命令句和以“给你”为标记的“强处置式”.后者在功能上与一般处置式和复标处置式类聚成群,共同承担起南阳话中处置义的多样化表达.     

也谈处所介词“著”的来源

处所介词"著"的产生一般认为跟谓语动词能否造成附着状态有关,但文献资料却反映出"著"首先出现在不带"附着"义的动态动词之后.在唐以前含"著"的三种句法格式中,"V著N"式和"著NV"式分别包含了处所介词"著"的两种句法位置,是处所介词"著"借以产生的句法环境.动词之后的介词"著"的产生得益于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动词之前的"著"的虚化主要是由于"著"暗含受事宾语范围的扩大,它们具有不同的虚化途径."VO著N"式也在文献里大量出现,但没有衍生出介词用法.     

湖南安仁话的“得”字与“得”字句

安仁话中的“得”字可以作动词、介词、助（动）词。安仁话的“得”字双宾语、兼语句以及被动句都很有特点,与普通话对应用法有差异。安仁话“得”字用法为双向动词提供了方言例证,也进一步验证了给予动词的虚化轨迹。     

从古书中的"以"探讨实词的虚化

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是先有实词，再有虚词。许多虚词是由实词虚化而产生的。如古书中的常用虚词“以”，即从实词“以”的用法逐渐虚化，从而有了作为虚词的介词“以”和连词“以”等的使用。     

中古汉语中的介词"着"

"着"的介词用法是中古汉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在介词"着"的语法化过程中句法和语义变化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着"的词汇语义和句法环境的历时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着"的虚化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繁荣等几个阶段。唐代以后介词"着"的功能在北方话中逐渐萎缩,不过"着"的介词用法,在有些方言里还有所保留。     

语义图视角下广西车田苗族"人话""是"的多功能性研究

车田苗族“人话”的“是”除可以用作常见的判断动词、“合适”义动词、“凡是”义动词、“确认”义动词和焦点标记外,还具有处所动词、空间介词、时间介词、范围介词、进行体标记、程度副词等特色功能。“是”作程度副词的用法,十分罕见,经历了“判断＞确认＞程度”的演化路径。从“有是在”表基本概念的分类来看,车田苗族“人话”是一种“有2是2”型语言。     

析津市方言中的介词“跟”

“跟”在津市方言里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介词。从分析“跟”字意义和用法入手，并比较其在方言与普通话里的用法差异，对方言介词“跟”的各个相关义项及其用法差异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     

广州话表主观判断的“X唔慌Y”

“怕”类词的肯定式引申出“判断义”,在许多语言中常见(如英语I am afraid),但广州话“慌担心、怕”的否定式也引申出“主观判断义”,值得重视.广州话的“慌”前加表否定的“唔不”组成的“X唔慌Y”格式,是从否定的角度,表示言者对命题之可能性的断言性主观判断.此用法的“唔慌”已虚化为词,在句中属于命题外成分,是高一级的谓语.作为陈述句,“X唔慌Y”没有肯定式,句子表肯定义还是否定义,取决于Y成分的形式.该格式体现出言语的交互主观性功能.“唔慌”的虚化有其外部条件,更有其语义基础和动因,其虚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近代汉语比况框式介词及其概念叠加

近代汉语比况框式介词类型复杂,功能多样,呈现出省略性、地域性、修辞性、扩展性等若干运用特点。就整个近代汉语框式介词的形式看,概念叠加是其最为显著的构成特点,它不仅表现丰富,而且具有标识虚化等级、语流分界、意义补足等作用。     

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介词语序特征——兼论汉藏语系语序类型

从语序类型学角度看,我国规模最大的汉藏语系中各语族的语序并不相同,甚至各有特点。作为汉藏语族的重要一员,汉语并非典型的SVO语言,在其介词体系中,不仅有前置词,还有后置词以及框式介词。汉语介词词组在历史上经历了由动词后向动词前发展的历史性移位,与这一演变特征相平行的,是汉语后置词的语法化过程。正是这种语序变化,才给介词处于中介的位置带来了改变,由此才产生了填补该中介空缺的虚化的方位名词,以及框式介词等特殊语法现象。     

“沿顺”义介词的内部层次性

"沿顺"义处所介词主要有"缘、循、随、沿、顺、寻"等,该类介词呈现出内部层次性:其一,各成员的虚化程度不同:顺>沿>随>缘>寻>循;其二,同一介词虚化程度不同:动词>半介词>准介词>介词。在"(N)·V1(缘、循、随、沿、顺、寻)·N·V2·(N)"结构中,V2的[±运行]义与N的[±空间]义的组配关系,制约着V1的介词化程度。形成语法化内部层次性的原因主要是源义的制约,同类介词中,源义单纯、宽泛的介词语法化程度高于源义复杂、精确的介词。     

壮语“kwa~(33)”(过)的语法化

在现代壮语中,“kwa33”在句子中除了做谓语外,还可以做趋向补语、介词、体标记和语气词。“kwa33”的这五种用法不是一开始就并存的,做谓语是“kwa33”的最初用法,其他四个用法是动词语法化的结果,其语法化的路径可能是:动词→趋向补语→介词→体标记→语气词。     

简析德化话中的“互”

德化话中的"互"字主要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可表给予义、使让义和被动义。文章就德化话中用作介词的"互"字的用法、语法特点及渊源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