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试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主权与"球权"

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的较量,冷战结束后权力政治处于主导地位,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权利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主权、人权与“球权”。要特别重视“球权” 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强化“球权” 建设,认真分析主权与“球权”,以及主权、“球权” 与霸权的关系。在主权与“球权” 两大领域内,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应该从多种视角认识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应该从多种视角认识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钱福臣，孙育玮“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精辟地道破了法律权利义务结构上的相关关系和数量上的等值关系。然而我们不能满足这一前提性的结论。当然，对于法律权利义务的具体关系，我国法理学...     

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

权利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简单产品交换之中,而权力则是国家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发生早于权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应地,权利决定权力,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取权利(人权)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权力应当维护和促进权利的现实化,而非压抑与侵犯权利。经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其目标为共同富裕。大同世界是通过国家回归社会、权力回归权利及国家消亡和实现人类普遍权利来达到的。     

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以法制权”中的两大制约权力机制。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相比 ,“以权利制约权力”具有更深层次的制约权力的根据和优益性 ,作者提出 ,权利制约权力的关键在于优化权利结构和以权利群制约权力。     

传统权力向现代权力的转型:私人性行为视角的观察--福柯权力理论的应用与扩展

当今中国,“传统权力”正处于向“现代权力”的转型期,传统权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斗争的结果注定是现代权力取胜。从私人性行为视角看,我们应该以游戏的心态来看待性与权力的关系,因为权力的存在同样是性所需要的。     

从社会物质关系透视“权利、法律和犯罪”——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施蒂纳谴责政治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利是由自然血统、神或人民选举等赋予的异己的权利,应该通过“我”的强大权力将权利收归自己所有.他把意志作为法的基础,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犯罪是对普遍的“人”、固定观念的蔑视.他主张将法、法律等从头脑中挤出,使之让位于我“自有的意志”.马克思认为,权利、法、法律和犯罪以客观的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法、法律、国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还分析了国家政体及其历史变化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学生权力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生权力是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是制衡其他权力形式、保持大学民主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大学管理、学生组织自治、自主选择学业以及学生评教等。中国大学学生权力缺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行政化”,应该制定大学章程,规范大学内外部权力关系并明确学生权力的地位,加强大学生组织建设并赋予其自治权,以及进一步推进教学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学生自主选择和评价权以保证学生权力的实现。     

市民权利价值观的社会调查

权力是指在社会管理、组织机构中占有特殊位置、握有社会特殊资源，而具有影响他人行为与心理的力量，其中包括行政权力、司法权力与法人权力。权力人即指拥有这些影响力量的人。权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法规和文化观念、道德规范而应占有的资源和享受的权益。权利人即应该拥有这些资源和权益的人。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制约行为和社会规范因受到冲击而减弱，导致某些权力行为或权利行为失控。变革所触发的观念与行为“变异”，则导致了某些新的权力行为或权利行为的出现。在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这两方面…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