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生活的“他者”——《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伦理

《道连.葛雷的画像》这部非伦理化的唯美主义经典是一个精致的伦理文本,小说隐含着艺术作为生活的“他者”的伦理悖谬。时间是这种叙事伦理的原点,由此生发出他者的三重面相,最终,艺术与生活的伦理关系构成了文本叙事伦理的焦点。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译者伦理的多元性——以《红字》序言的翻译事实为例

以小说《红字》序言《海关》的翻译为例,从文本层面微观分析译者伦理的多元性.《红字》的多个译者对《海关》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全部删除、部分译出、全部译出.这三种类型翻译的差别清晰地表现出面对同一文本,译者遵循不同伦理的倾向.另外,同一类型译者的伦理现亦有差异,如全部译出《海关》,胡允桓是因为被动接受主流翻译规范,姚乃强则是主动迎合的结果.再者,同一译者也可能在同一或不同时间遵循相去甚远的伦理,如韩侍桁正文中删掉《海关》,体现了靠近读者的意愿,而他严谨的译文又是靠近原作者的.译者伦理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纷繁复杂和多元交织的态势.     

启蒙走不出家庭伦理的怪圈--鲁迅在家庭伦理上的尴尬境遇

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 ,鲁迅始终没有走出家庭伦理的怪圈 ,无论是在理论倡导、伦理实践还是文本叙事上 ,鲁迅一直“背着因袭的重担” ,陷入了与启蒙身份相悖的尴尬境地。重新定位家庭伦理格局中的鲁迅 ,是为了走出“鲁迅时代”     

《依然爱丽丝》的疾患书写与照护伦理

小说《依然爱丽丝》的表层文本对疾患的“妖魔化”与潜藏文本对疾患的“美化”不仅共同揭示了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真相”,还关联着作品的批判向度和小说叙事的伦理之维,借此亦可窥见该作如何构成吉诺瓦参与阿尔茨海默病的“两极化”之争以及表达其对于疾患引发的照护问题的反思这一重要场域。吉诺瓦传达的照护理念与阿瑟·克莱曼提出的人文主义照护观不谋而合,小说中构建的照护伦理也为后者的医学人类学实践提供了文学佐证。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伦理建设与道德建设

彭永捷、牛京辉在《论论理位设与道德建设》以现代哲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将现代汉语中意义混同的“伦理”与“道德”商词从法则的性质和担当的主体两方面作了具体区分,以伦理为相对于个体道德的外在的、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是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法则,以道德为主体对于自身的立法,是主体作为个体的内心法则。相应地,作为精神文明内容之一的道德建设,应详细区分为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两方面内容。伦理建设着重解决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有法可依”。道德建设着重解决培养道德意识、树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述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述评葆光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韦伯最为重要而且争议最多的社会学著作，该书的宗旨是揭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亲和关系。“资本主义”概念在韦伯的著作中有两个涵义，其一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     

文学伦理之“常”与作品生命之“长”

文学伦理是从对文字符号的阅读、领悟转化而来的伦理体验,伦理观的传递主要是由作家的伦理意识、作品的伦理形象、文字的伦理表达来完成的.作家的伦理意识既要啮合于现实生存伦理,又要在这实存中提纯出伦理之“常”;伦理形象往往因承载思潮、观念、习俗等诸多元素而善恶模糊,可以导致“多靶向”的流传;伦理叙事是用文学性语言说出的别样话语,它并非是训诫与说服,却承载着训诫与说服的功能.文学要在生活常态之中寻求伦理的超越,才能完善文学的功能指向,使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得以持久.     

《春秋·公羊传》文本语境下的“孟子论舜”

“孟子论舜”成为学术界对于儒家“亲亲伦理”争鸣的焦点所在,目前双方对此问题的析正难以取得突破.以《春秋·公羊传》作为文本依托,从“亲亲伦理”材料扩展和类比解读的方法展开,尽可能地还原“亲亲伦理”本始意义,并对之进行恰当的价值定性.进而为“孟子论舜”评定提供新的视角,即“孟子论舜”中维护亲情的主张无可厚非,可基于道德义务及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手段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