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与特点

(一)“士”与“士大夫”“知识分子”一词,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知识阶层的存在却源远流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个知识阶层一般被称为“士”.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认为,“士”最初是武士,其身分相当于低级的贵族,它有统驭平民百姓的权利,也有保卫国家社稷的义务.商、周时代文献中提到的“士”或“庶士”,大体是指知书达理的贵族或执掌各种事务的中下层官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士”逐渐转化为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吗?

梅祖麟先生1986年评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时提出一个观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支撑这一论断的是所谓“合音”说.然“合音”说既有悖于汉语音韵传统,亦不获汉语方言学支持,更将假借字当“真”(本字),在近代汉语史上只说旧质承继,不见新质产生.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语音及其音变,是有其规律的,今普通话指代词系统的词形和语音,是近代汉语历史演进、各大方言“准通语”相互激荡而成的自然结果,毋须动辄以“非汉语影响”来说事.     

从理学家到著名实业家的王锡彤--一个近代中原士绅的嬗变追踪

谈到近代中国最大的实业家,南方要属张謇,北方要算周学熙。中州著名实业家王锡彤(1866—1938),不仅曾在河南省办实业,还是周学熙诸多企业的主要创办者、管理者之一。在河南近代经济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王锡彤占有一定的位置。在河南浓重的理学氛围中,王氏不仅当初对理今情有独钟,即便成为实业家之后,他还时时做着理学家的梦。社会变迁呼唤文化转型,文化变迁推动着社会转型。社会变革的大潮毕竟不可阻挡。中州文化圈中的人们,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追踪王锡彤一生由理学家到近代企业家的历史轨迹,探索王锡彤一生的心路历程,旨在说明在浓重的理学氛围之下,中原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是多么的艰难。进一步说明,在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中,观念的转变是何等的重要。     

士不遇主题的近代嬗变——以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为中心

基于时代精神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诗词作品中的士不遇主题既沿革了传统士不遇主题的基本审美特征,呈现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接受了近代思潮的影响,发生新的变化并表现典型的近代特性,展现了为己而歌、顽强抗争及张扬人文意识、启蒙精神等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意境创造,代表了士不遇主题之审美特征由传统向近代的递嬗.     

张謇弃官从商原因解读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转型期由绅而商的典型,其转变本身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童少年时期就被着重培养的“务实”、“淳朴”之品性以及成长期生活实践的磨砺,是内因;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动因;漫漫科举路上留下的伤心和痛楚,是他由绅而商之信念能够启动的内在契机;特殊的个人机遇,是他顺利完成由绅而商转型的外在条件。     

曲诗文和清末莱阳抗捐税暴动

曲诗文(1849—1914)一作曲士文,清末山东莱阳柏林庄人,出身衣民,他为人仗义,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望.1910年(宣统二年)春天,莱阳一带遭大霜冻,夏收无望,而当地政府摊派的各种捐税却有增无减.广大人民不堪其苦.纷纷要求清算“社仓” 积谷以抵捐税.所谓“社仓”积谷是莱阳各乡农民多年来为备荒而共同凑积储存的.由于“社仓”积谷已被历任县令和豪绅侵吞殆尽,因而当时的莱阳县令朱槐之蛮横地拒绝农民清算“社仓”的要求.于是莱阳各乡人民群情激愤.由请愿清算积谷而发展成为一场武装暴动.曲诗文奋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对近代汉语行为动词双音节化特点的分析——以《祖堂集》中的“償”、“犯”为例

近代汉语是汉语言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具有承前蒙后的作用.文章以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本《祖堂集》为考察对象,穷尽式的分析其行为动词特点,选取其中发展脉络清晰的两个动词:“償”、“犯”,以说明近代汉语中动词演变的原因.     

构建我国请愿制度的若干思考

请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而请愿权在我国缺乏法律的规定,与请愿权相关的制度安排——信访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请愿制度应做到三点：一是更新请愿观念;二是完善法律规定,包括将“请愿权”写入宪法和制定请愿法;三是建立专门的请愿受理机构。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内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个人主义话语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性内涵.与晚清思想家们不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家族制度,“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成为继“君为臣纲”后阻碍个人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在批判家族制度时,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将火力集中在“孝”这一观念上,因为他们发现古代传统孝道的核心观念是“顺从”,而这种“顺从”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人格的养成.个人主义话语与封建家族制度的对抗使它在“五四”时代具有了不同于清末的现代性品质.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近代汉语中“里”字的结构助词用法

"里"字在近代汉语中可用作结构助词,它是一个相当于结构助词"地",但只用在状语和动词谓语之间的独立助词.     

论宋词中的"感士不遇"主题

由于宋代完善了科考制度 ,广开才路 ,士人的政治出路较之前朝要好得多 ,总起来看 ,文人士大夫“感士不遇”的情绪并不怎么强烈 ,传统的“感士不遇”主题在宋代 (特别是北宋 )文学中并无突出的表现。又由于词一向被看作是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 ,因此在整个北宋时期 ,表现“感士不遇”情绪的词作不多。宋室南渡后 ,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文人士大夫 (特别是抗战志士 )“感士不遇”的情绪暴涨 ,并进一步转化为潜气回转、沉郁顿挫的“英雄失路”的悲慨。词也由佐欢的工具变成了“陶写之具”和服务于抗战恢复的武器 ,承载了厚重的“感士不遇”情绪     

论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的“无东不成市”格局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一直是营造广西城镇经济最基干的力量,他们在广西城镇中缔造了主干行业,执掌着生意牛耳,故广西素有“无东(粤商)不成市”之谚。拙文拟考察近代粤商集团势力在广西的区域分布,并探讨其所演绎出来的近代广西城镇经济网络总体的特殊格局特征。     

近代“学术独立”观念辨析

近代学人提出的“学术独立”观念,一直是中国社会颇具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立于近代语境中深入考察,其涵义实多歧而微妙。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侧面,寻求中国学术能独立于西方;也是近代学人追求学术自由的一种反映,吁求学术能独立于政治;更是近代学人治学态度的体现,对实用价值的一种超越,即学术能独立于“致用”。     

浅论先秦时代"士"阶层与道德教育传播

从历史的观点看,“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先秦时代的道德教育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角色主要由“士”阶层担当。他们积极投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先秦时代道德教育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极大地促进了道德教育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在先秦时代“士”阶层则主要通过游说、设私学、身教、文字媒介等四种方式来传播道德教育。     

“士人风骨”在江南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表现

阐述了“士阶层”在历史变迁中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涵——“士人风骨”以及“士阶层”与江南园林之间的渊源.通过分析“士阶层”的精神内涵对于江南园林植物造景方式的具体影响,研究与士人有关的江南园林在植物造景方面的独到处理手法.与现代的居住区环境造景手法相对应,并且分析了历史建筑环境修复案例,阐明了“士人风骨”在当代环境设计中的深远影响.     

论战国时期"士"的觉醒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 ,与当时列国的纷争有很大的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自我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自信的结果。“士”的觉醒 ,主要表现在 :1、极力宣扬“士”阶层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 ,强化统治者对于“士”阶层的重视 ;2、努力争取“士”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3、争取个体的人格独立     

范旭东实业救国思想新论

范旭东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他的实业救国实践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化学工业的基础.他在兴办企业过程中所体现的坚持独立,抵御外国资本的渗透和控制,集生产、研究和培训为一体以及以人为本,创造良好的企业工作环境等思想特点,在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名与身孰亲?——从“贱名贵生”观解读阮籍《首阳山赋》

中国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在儒家语境中,伯夷、叔齐被作为正统君臣观念的维护者而受到褒扬,但珍视个体生存,轻视世俗声名.主张“贱名贵生”的道家则敏锐地感触到了其中潜存着的“名”与“生”之冲突,认为夷齐让国采薇、穷饿而死是求名害生的不智之举.汉晋之际,随着老庄思想的流播、现实政局的簸荡及门第观念的勃兴,“贱名贵生”观渐演人心,士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逐渐沿循了道家的思路.《首阳山赋》即是服膺老庄的阮籍援用“贱名贵生”观,对“首阳”话题进行的一次不拘限于传统儒家观念的重新演述.它有效地破解了阮籍在齐王曹芳被废事件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并促使他作出了顺适时局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阮籍后期的命运升沉,也联动了陈留阮氏家族的族运转机.     

儒家“大同”理想及其对近代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在<礼记·礼运篇>中所阐发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仅在传统社会犹如理想灯塔之光给予中国人以生命的希望,而且更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人,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既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又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建设近代化的国家而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