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唐初设馆修史成为定制之后,修前代史和修国史作为朝政大事受到政府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承认,确立了一套制度,在纂修前朝史上保证了记载的连续不断,而且在纂修本朝史方面准备了丰富史料。正是史馆制度的确立,为唐以后各王朝史料的积累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的专制君主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制约君权的因素与机制。鉴于过去对第一方面的过分强调，作者重点从昊天上帝、中央辅助机构和决策机制、谏诤、史官与修史制度、儒 学教育5个方面论述了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希望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     

关于撰写历史的几个问题

一、重视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早在三四千年前商周的青铜器上，就常常有这样的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其意思是：这件青铜器要永远传下去，上面记载的事情，也要让后人知道。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以及重视史学的政治家，在这方面...     

论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成就及特点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兴盛,是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与明朝官方修史不力、史书失实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以记录、收集、整理当代史料,并纂修当代史为主,其次是改写或续补旧史.明末清初私家修史具有修史人数众多、撰写的史书形式多样、体例上有所创新、重视考证等特点.     

王廉是《元史》编修官之补证

吴晗在《明史小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一文中指出,王廉曾参与《元史》续修,依据是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廉传》：“王廉字希阳,青田人,侨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但对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明通鉴》、《明史》、《国榷》、《明纪》等诸多史书均不记载之。原因,吴昭并无解释、至今仍鲜有人对此作出说明。关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来深的《元史目录后记》（《宋学士文集》卷一）早已提到：”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其时与编纂者则臣赵场、·臣王廉、臣王彝、……而总其事者仍臣（…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     

中国古代文史的分合

神话是人类重要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是每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起点与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的文化就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周代起,便对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改造,以至形成其他国家难以与之比肩的历史文学。这种历史文学发展至《史记》,文史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美。之后,文史逐渐易辙,然而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已打上了“史”的印记。     

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陈乐素教授逝世十周年祭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陈乐素教授便是最早从事宋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本文简略介绍丁陈教授的生平大略,缕述了陈教授在宋代政治史、文献学、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分析了他的治学特点与育人方法,指出陈乐素教授堪称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2000年是陈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为祭.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试论司马迁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是在有意识地写作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详细地总结了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太史公自序》则从各方面记载了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的详细情况，这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文论史上都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家眼里的文学还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一种道德规范、宇宙哲理，以及历史经验的学术写作活动，但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对于文学写作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或可窥见文学自觉的前奏。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