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车船不始自杨么

吴示模同志在《试论锺相杨么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学月刊》1960年3月)一文中提到:这次起义发明了“脚踏车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一次技术革命,打下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基础,揭开了我国舟船绽展史上新的一页。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车船不是这次起义军发明的。早在唐德宗时     

五斗米道与五斗米

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入道者要交纳五斗米。张炳耀同志在《试论张鲁及其致权性质》一文中说,这“反映了以张陵祖孙为首的五斗米道首领们的地主阶级贪婪剥削本质”。我认为不是这样。五斗米道征收五斗米的道费,在道家经典中是有它的理论根据的。《抱朴子》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上元宝经》说:“服五石,镇五脏不坏。”《化胡经》说:“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以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就岳飞镇压杨么起义与马强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刊载的马强同志《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认为,岳飞镇压杨么农民起义是其“抗金爱国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肯定。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兹就该文的几个主要论点提出商榷。     

“杨么勾结伪齐”说质疑

<正> 郑国弼同志在《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么是个勾结伪齐,“有亏民族大节的人”(载《文史哲》1984年第5期)。他在列举了11条史料之后,斩钉截铁地断言:“杨么通敌问题,事实确凿,铁证如山。”“杨么勾结汉奸,绝不是孤证。它既见于正式史籍,又见于当时不少私人著述;既见于地方政府的情报,又见于前线指挥官的报告;既见于两国使臣的谈话记录,又见于鼎澧居民的追述。证据相当充分,白纸黑字,无法否认。”且不说历来公私记载也常常存在错     

《中国史学入门》订误一则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1986年5月第2版)第140页上说:“创立道数的人,是东汉末年的人,叫张道陵,也就是张陵.他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到三国的时候,出来一位叫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他倡立‘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治一治病,要给五斗米.”说张陵“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似欠正确;张鲁“倡立‘五斗米道’”,亦欠确切.张陵是张鲁的祖父,《辞海》、《宗教词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     

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

一前言在北宋末南宋初无数农民起义中,范汝为起义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方腊起义和锺相、杨么起义。)这一起义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七月到绍兴二年一月(1130——1132),前後一年有半。在范汝为死後,又有馀党范忠的起义(绍兴二年冬),如果连范忠起义一并计算在内,那末,这一次起义从开始到全部结束,就达两年半之久。在宋代的无数起义中,时间要算比较长的一次。起义地点是在福建,而福建是临安政府的後门,所以这一起义,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背面。在内外夹攻中的南宋政权,曾在这一起义中看出了它的重大危机。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导之下,南宋政     

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

南宋绍兴五年,岳飞出师洞庭镇压杨么,无疑是这位著名民族英雄生平中的一件大事。但迄今为止,史学界在关于岳飞的研究中,仍有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岳飞的“一大污点”。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一 镇压杨么到底是不是岳飞的“一大污点”,这主要取决于杨么政权的性质。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事实,即可发现,从钟相以抗金号召起义到杨     

美的本义：羊生殖崇拜

美的本义：羊生殖崇拜王政黄杨同志《“美”字本义新探──说羊道美》一文（刊于《文史哲》１９９５年４期），读后颇受启益。文章以为美的本义与“羊”的文化符号有关，是“羊”体现的原始宗教祭祀（祥）、道德（善）、正义（羲）等观念的凝合。笔者以为，黄君所说的这些...     

对“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体会”的意见

读了孙冰同志“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体会”(见理论与实践1958年11期)以后,有这样一种感觉:作者对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如孙冰同志认为:“几年来在职干部曾经学习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过联共(布)党史,     

当代中国宗教流行原因浅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介绍:在当代西方国家,宗教信仰“出现了‘衰退’”,“宗都组织的信徒人数和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数都下降了”。与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反,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宗教十分流行,宗教问题成了“社会热点问题之一”。1995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有所增加,宗教的影响在扩大”。1995年第2期《社会主义研究》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某些地区,“宗教发展过快、过猛,呈失控的状态和趋势。”在当代中国,发展过快过猛、影响不断扩大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佛教,特别是基督教。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信教者中,有相     

“观”是猫头鹰吗?

读了《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四期萧兵同志的《“观”是猫头鹰》一文后,查阅《庄子》原文,觉得把《寓言篇》之“观”字解释为猫头鹰,是欠妥的。本来,《庄子·寓言》中的“观雀蚊虻”四字,历来意见分歧。陆德明《经典释文》作“彼视三釜三千锺,如观蚊虻相过乎前也”;(无“雀”字。)又说:“元嘉本作如鹳蚊,无虻字”;俞樾说:“因观误作鹳,则鹳蚊虻     

论《周易》的非宗教倾向

任继愈同志曾在《论儒教的形成》及《儒家与儒教》等论文中,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有发展为宗教的可能。从汉代以后,儒家就逐渐演变为宗教——儒教,而这一“宗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到了宋代理学,便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严密的宗教神学结构。按此说法,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自然也就属于一种宗教经典。此外,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曾说:“《系辞》的辩证法,不得不受它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这显然把《易大传》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记长沙左家公山发现的古笔

一、刀笔和笔削在汉代的时候,刀笔二字往往运用。“汉书”“贾谊傅”说:“俗吏之所务,在於刀笔筐箧”。“后汉书”“刘盆子博”说:“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馀不知书者起往请之”。注曰:“古者记事,书於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王充傅”说:“乃闭门潜思,绝庆?之礼,户?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这是两汉史书上的几段便证。书吏处理文书,总离不了刀和笔,所以秦汉书吏也被称为刀笔吏。“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酷吏列傅”“张汤傅”也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刀笔是两种东西,都是写字所必     

上海史学界討論中国农民战爭与宗教的关系

4月中旬,上海历史学会举行学术讨论会,討論中国农民战爭与宗教的关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赵人龙、程博洪、陈守实和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魏建猷、上海历史研究所杨宽等同志,相繼在会上发言,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見解。赵人龙同志首先发言,他从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和中外封建社会里群众革命斗爭的情况,論述了宗教与农民战爭的关系及其作用。他認为,宗教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中只起着組織农民的作用,农民起义一旦爆发之后,它就只起消极作用了。他在说明“宗教是在最原始时代,从人們关于本身及其周圍外部自然界的极愚昧、极蒙昽、极原始的观念中发生的。”(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     

苍头军非奴隶军辨

在讨论古史分期的有关论文中,不少史家都主张苍头军为奴隶军。赵俪生、王思治、张恒寿诸先生在其所著论文中就曾指出过,而且赵先生曾做过具体论证。我以为这一问题关系到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现在试在赵先生论著的基础上进行讨论,错误之处,敬请教正。从广义的“苍头”一词的含意来辨明苍头军非奴隶军“苍头”一词,和“黎民”、“黔首”相对称,“名奴为苍头”兴起为时较晚,见于“后汉书”及其他史籍者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艸部”、“苍”字条下说:“苍、色也,从艸、仓声”,却未曾提到“     

《山海经》羲和生十日辨

《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此“生十日”为何意,诸家多曲解。郭璞注为:“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袁珂注为:“羲和生十日者,天上之日十也……古神话盖以天、地、日、月、星辰均神所创造,故言生日生月。”均误。“生十日”应解为“造天干十”即自甲至癸。《公羊传·桓公二十八年》:“生事也,何云?生犹造也。”《周礼·秋官·序官》:“硩蔟氏十日。”郑玄注:“日谓从甲至癸。”《周礼·天官·冢宰》:“挟日     

两种对立的改革开放观——学习江泽民同志讲话的一点体会

江泽民同志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     

杨么农民军民族气节问题再探讨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次农民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南宋统治者。在当时金宋对立,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起义军在反对南宋统治的同时,拒绝伪齐的诱降,保持了民族气节。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地主阶级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起义农民的坚定的原则立场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但近几年来,对杨么及其领导的起义军,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如有人认为杨么“有亏于民族大节”,杨么“这支农民军已从一个具有民族斗争性质的农民政权逐渐蜕变为割据一方,甚至与伪齐勾连,破坏宋军抗金的反动地方军阀集团。”对于这种杨么“有亏于民族大节”的说法,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试论中西古代史学演变的不同途径与特点

本文采用比较史学中的平行比较之法,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纵向考察,力求透过两者的不同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从史学运行的机制、功能、观念、方法等多视角的剖析入手,对其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历史影响作出合理的解释.文章认为,中西古代史学因其间利弊相伏、精芜并生,不能简单用“优”、“劣”来定性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