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黄仲则佣书四库考略

乾隆四十年 (1775 )冬 ,2 7岁的黄仲则北上抵京。次年四月献赋津门 ,考取二等 ,旋开始五年佣书四库生涯。《两当轩集》中仅有三处语及此事 ,皆为极简单的概括。仲则未详述此段生涯 ,后人遂生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赖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使对仲则佣书四库诸问题的澄清及进一步梳理成为可能。一、身份。黄逸之《黄仲则年谱》(下简称“黄谱”)四十一年 (1776 )条云 :“先生遂得校录四库馆。”“校录”一词 ,语颇含混。馆中总校官、分校官及誊录生皆可称“校录”。乾隆帝于四十一年 (1776 )五月二十六日有谕旨 :“…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曹丕这一次不在邺城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次印刷)在评述曹丕“邺城时期”中说,建安20年,曹军西征张鲁,曹丕在邺城留守。此说实误,请看下面的材料: 《文选·魏文帝<与钟大理书>李善注引《魏略》云。“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又《文选·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李善注引《典略》云:“(吴)质为朝歌长,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书中有云:“五月十八日,丕白。”又《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李善注引《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书中有云:“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贼,情侈意奢,说事颇过其实,得九月二十日书……。”考曹操生平,西征之事只有三次:一是建安16年7月西征马超,一是建安28年7月至建安24年西征刘备,一是建安20年西征张鲁。建安18年西征马超时,曹丕留守邺城。其《感离赋序》:“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又《魏志·甄后传》裴注引《魏书》:“十六年七月太祖征关中,武宣皇     

张衡《思玄赋》解读——兼论汉晋言志赋之承变

在汉赋史上,张衡既是创制“大赋之极轨”(如《二京赋》)的雄才,又为首开魏晋“抒情小赋之先河”(如《归田赋》)的智者,对此时贤颇多关注,然对在他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思玄赋》,却缺少深透的理解。本文认为:张衡《思玄赋》不仅在大赋之规模与骚人之情感中内蕴了复杂的人生观,而且通过文学形式的描写表现出的玄理意识和征实精神,成为汉、晋“言志”赋创作之传承与衍变过程中一显著标识。 一、从“范书”选文谈起 张衡创作本事详载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在体例上,范书承《史》《汉》“以史传文”之法,较多传录“传主”文章,其于张衡选文四篇:即《思玄赋》、《应间》、《上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由此生一疑问,范书何以对张衡众多赋作仅录《思玄》?特别是代表张氏大赋成就的     

李白与司马相如

<正> 李白诗文十六处提及司马相如,李白作赋时也常把司马相如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对象。不仅如此,李白同时代人也常常拿他跟司马相如相比。益州长史苏翅曾称赞青年李白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待诏翰林、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以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诗丽有差异

<正> (一) “丽”作为试赋的特点,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来了。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区分文体的特点时也指出;“诗赋欲丽。”这里说的“丽”都是指的艺术形式上的雕绘词采。陆机在《文赋》中对     

珠算宗师 卷尺之父 程大位的历史功绩

程大位,字汝思,号宾渠,安徽省休宁县人（今黄山市屯溪区前园村人）。生于明嘉靖十二年四月初十日（1533年5月3日）,卒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1606年9月18日）。著名珠算家和发明家。他“幼负颖敏,尤长于算学”,20岁左右的“弱冠之年,商游吴楚,遍访明师,广采博览,苦研算学”,40岁时“归而覃思于率水之上”,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闲情赋》译注析

【写作时间】《闲情赋》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陶渊明22岁。据丁洁然先生“《闲情赋》当作于《五柳先生传》以前,即21岁到28岁之间”之论（见《闲情赋》新探,载《江海学刊）1987年6期）。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排比铺张特一途——从《北征》谈赋的运用

《北征》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名篇。这是一首基本上采用赋的手法写成的诗。毛泽东同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指出,“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肯定《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认真研究一下《北征》运用赋法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诗歌创作是不无裨益的。《北征》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两年后的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安禄     

陈中凡自传

我于1888年9月29日生于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七里庵乡。父亲以教私塾为生。我原名钟凡,字斠玄,号觉元,现名中凡。童年时在家乡随叔父陈玉澍和二哥读书,1903年(十六岁)到镇江承志中学堂求学。次年转学淮安中学堂。1909年(22岁)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周末常在会陵刻经处听讲佛学,遂引起对哲学的兴趣。1912年(25岁)在上海沪江大学补习英文一年,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学习。当时崇仰蔡元培先生的自由主义,偏于唯心学派。1917年夏毕业,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论谢灵运的《撰征赋》

<正> 一、《撰征赋》的历史背景《宋书·谢灵运传》云:“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而《宋书·武帝纪》载:“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这是418年(义熙十四年)3月16日,故本赋当作于此年或其后。但灵运何时出发却是问题。赋序说:“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而杨勇在《谢灵运年谱》中指出:“仲冬疑为仲秋之误。”理由是灵运与族兄谢瞻都曾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二人诗中皆明指时序为秋。灵运既在秋季已抵彭城赋诗,则仲冬应作仲秋。杨教授识见精审,言之成理,然此事仍有可疑处。灵运赋中自云:“阙敬恭于桑梓,谢履长于庭阶。冒沈云之晻蔼,迎素雪之纷霏,凌结湍而凝清,风矜籁以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下)

十六、史铁儿:译G.涅拉陀夫的“铁流序言”。“屠夫文学”(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三期)后由作者略加删改,改为“狗样的英雄”,加入“乱弹”集中。“青年的九月”(列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四期)。“东洋人出兵”(乱来腔)分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最初发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五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