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方为重": 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我在讨论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1975)的论文的结尾处曾说:"他的这种‘以事实证理想'的信念贯穿其一生,虽支持他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心理学之作,但实际上,其心理学部分的价值并不甚高,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可能仍是在其伦理学的一部分."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本文即以其论伦理的思想加以叙述和讨论,以观察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性伦理的反应,最后则就其"他者"优先的伦理思想略加讨论.     

梁漱溟文化复兴论的哲学审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

梁漱溟揭示了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异彩之处及形成原因,指出文化发展的三个路向和人类文化的未来趋势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试图将儒家的“仁”与西方的生命意志等哲学打通,用直觉主义为儒学辩护,因而造成了如下三种理论局限：一是儒家的“仁”本质上与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直觉是矛盾的问题被悬置,从而呈现理论拼凑问题;二是忽略了中国创造力文化资源和柏格森创造进化哲学的相关性,使其提倡的文化复兴还是儒家文化的复兴;三是对文化复兴只强调“应该复”而缺乏“如何兴”的思考,从而难以展开基于自己的哲学问题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哲学实践。     

孔子"仁"的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仁"的思想内涵丰富,既有内圣的道德含义,也有外王的治国理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孔子的仁学精神仍然有着相当深远的警醒和启示作用,那就是整个社会要提倡群己兼顾的涵养仁心,注重个人内心和谐的建没,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弱者利益,体恤民情、执政为民.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仁"学的终极价值及现实意义

孔子开创的"仁"学,通过对"仁"阐发来揭示人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还生活在抽象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中,"仁"包含了对终极世界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儒学是否为宗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这种终极性价值的认同与追求,使人们形成了相同的文化生命与民族心理。这种追求主要体现在对"道"的追求上,并通过人生价值的预设、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生活的指涉等来完成的,换言之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拒斥,相反却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世界中,在对现实的积极投入与行为的选择就体现了生活的意义。本文针对现实中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冷淡与疏远这一事实强调了终极的追求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认同以及生命的意义。     

从以太与仁的关系看谭嗣同哲学的性质

谭嗣同对仁推崇备至,同时对以太乐此不疲。有学者提出谭嗣同奉以太为世界本原,并根据以太说判断谭嗣同哲学的性质。事实上,不论是谭嗣同在《仁学》中论证仁学时强调"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还是在《以太说》中阐发以太时强调以太"精而言之"亦可以称为仁,都使以太与仁的关系变得既密不可分又复杂微妙。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以太与仁在谭嗣同哲学中的关系,通过还原谭嗣同的以太说,厘清谭嗣同哲学的性质和归属。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美国人艾恺不远万里寻找梁漱溟

1966年,一个美国人发现了梁漱溟的名字,从此,他将毕生精力致力于研究这个正在被批判的中国人。他在梁漱溟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与他促膝深谈,走访梁漱溟建设的村庄,他认为,梁漱溟对于中国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新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要点有五:"乡村破坏"是乡村建设的直接起因";救济乡村"与"创造新文化"是乡村建设的意义所在;促使农民自觉与构建新型的乡村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顶要紧点",也是其逻辑起点;乡村建设需要认知和陶炼民族精神;"依附政权"与"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两大难处。视孔子一派的"理性"为救世良方,走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从大处着眼(民族自救),从小处入手(乡村建设),通过乡村建设达成民族自救,是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特点。     

和谐世界呼唤"仁政"

小布什政府凭借美国超强的综合国力大行"霸道",在世界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也难以应付全球问题,更不可能实现世界和谐。中国春秋时代的齐国曾在诸侯国中推行"仁政",成功地构建出一个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古今中外历史证明,"霸政"逆潮流而动必将失败,"仁政"是大势所趋。     

梁晓声,重拾“知青岁月”

6月,电视剧《知情》在央视一套热播,同名长篇小说也同期面世,四十多年前那段纠结着青春与创伤、理想与摧残信仰与幻灭的岁月再次震撼呈现.作者梁晓声应邀来青,与岛城知青见面,并向媒体畅谈作品背后的故事.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仁政宽容与无为而治

政象无错综则会成苛政;法象无错综则会生乱法。处权而不用,清静而不动,宽大以兼容,慈厚以怀众,以民为功,以众为势,由此无为而治。当政者无为,国权政权俭约,人权民权易行。无为而治有助于厚养民生,富民乐民。政府缓和规制,可以克服横征暴敛,减轻农民负担,开放择业经营自由,使民富足。     

试论儒家的仁政凝民之术

儒家的“仁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凝聚民心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源,以情感人、以政惠民、以教化民等重民措施是仁政所以能够凝聚民心的原因所在。探讨和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必将有所助益。     

行走在变与不变之间——近访摄影家梁达明

1960年梁达明生于中国沈阳市 1981年就职于沈阳"生生"照相馆,开始学习摄影 1990年 "我的未来"获全国儿童人像摄影大赛金牌奖     

陈亮:用诗歌“发声”的农民诗人

正诗人这个称呼,在当今快节奏、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毋容置疑的是,人们需要精神世界的慰藉,人们的心灵需要文学、诗情、艺术的滋养,人们的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在青岛,除了专业作家、诗人,在网络上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草根诗人,其中中国十大农民诗人陈亮是其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