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分殊与经验会通

中国社会工作在转型中呈现出民政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草根社会工作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从本质上讲,权力本位、行政逻辑主导的民政社会工作是计划经济时期权威主义传统的延续,权利本位、专业逻辑主导的专业社会工作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的散播,关系本位、实用逻辑主导的草根社会工作是转型社会儒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回潮.正是社会工作三重实践形式之间的彼此分离、三类社会理解的相互对立和三种价值理念的深度碰撞,造成当下特有的"社会工作现象".摆在中国社会工作面前的最大任务,在于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打通中国经验与国际通则之间、本土文化与西方话语之间、传统惯习与现代潮流之间的沟通屏障,在对话和整合之中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经验的融会贯通.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洛克财产思想简评

洛克认为在一个和平、自由、人人平等的自然状态下,一切物品都为全人类共同所有,正是劳动的因素导致了财产由“公有”转化为“私有”。同时基于其天赋权利的学说,洛克倡导一种权利本位,从而成为财产个人主义、所有权绝对思想的基石;其劳动价值学说更是为财产权找到了合法性基础。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对后世在建构财产权理论基础、解释传统财产权的合理性方面依旧具有重大的价值。研究洛克的财产思想对理解其整个政治学说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霍布斯对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推定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个人自然权利观念仍是具有争议的论题,霍布斯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对这一论题进行阐述的理论家。通过分析霍布斯的理论可以看出,他把人的欲望天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逻辑起点,把个人生命欲求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基础,把个人生命存在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核心,把个人生命保全行为的正当性作为个人自然权利的最终形式,由此论证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人自然权利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     

雷蒙·威廉斯:文化观念的逻辑重构

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是雷蒙.威廉斯为开展"文化研究"而从英国传统思想资源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根据。这个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共通之处,因而成为他后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个观念对大众文化合法性的肯定还促成了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这些方面皆与他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中的"文化观念的逻辑重构"有关。     

休谟论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

休谟认为,社会起源于财产权规则的确定,政府起源于战争,政治权威建立在它所提供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政治义务的根据在于公民的服从行为对于维系政府之存续的必要性;政治义务以政府能否提供公共利益为条件,但不要轻易去反抗一个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有多种来源。休谟的思想在社会的起源、政治义务的根据和限度、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混乱和值得质疑之处。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近代西方人权理念兴起的成因探析

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问世,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了人权时代。具有普适性价值的人权最初产生于西方,主要原因有:商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人权产生的经济动因;二元分立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是人权产生的思想渊源;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是人权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传统是人权形成的文化基础。     

厚与薄：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全球发展不断出现国际间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综合多学科视角,在中西方价值体系差异的比较中,通过理论梳理及案例说明,探究全球化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理论研究发现,抽象哲学层面上的传统儒家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确有直接与之对应的观念具象：自然观体系下的小农经济观念;人性伦理观之中的“家本位”观念;社会政治观体系中的权威主义观念。它们构成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也极富现代价值。借用政治文化视角进行厚—薄观念的区分后发现,价值观念亦呈“差序格局”,作为深层厚观念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宏观整体意义上是长期保持稳定而不随全球化发展而改变的;但由厚观念衍生的薄观念,则会在个体或微观群体的选择性意义上受到全球现代化的影响且发生流变。     

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兼与沈永胜同志商榷

西方语境下,基督教文化的信仰体系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宗教的去魅化又促进了理性法的生成,这使法律信仰从对超验价值的神圣感演化为对实证规则的理性确信。作为意义体系的法律,法律信仰具有神圣的超验维度,作为规则系统的法律,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确定性的理性确信。从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反观法律信仰的中国语境,让我们发现了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信仰体系的缺失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建立人们对法律的超验情感,中国法律文化中对权力型权威的崇信可能造成法律信仰中的权威异化,权变伦理无法确立人们对法律的理性确信,弘扬法律信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进路。     

论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反映了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的普遍正义,是大学教育的灵魂。重建大学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办学目标,为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自由宽松的思想环境,建立有效的人文教育机制。同时,要注意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论提高行政沟通有效性的途径——中外沟通理论的启示

行政沟通是行政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推行政务所需的观念、情感、消息、情报、资料等信息,并借以增进相互了解、协调行动的过程和方法。如何提高行政沟通的有效性一直是行政组织探寻的重要问题。本文从管理沟通理论入手,通过梳理西方的沟通理论和基于人性假设的中国传统沟通理念入手,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行政沟通中"沟通"的问题,最终分析归纳出中外沟通理论对提高行政沟通有效性的三条启示。     

家长权的现代遗存——一个法制发展史的视角

近代中国基本废除了家长权,模仿西方的亲权制度建立起监护制度。然而,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与法律文化当中,传统的家长权、家长制以及家长观念仍然影响甚深。我国古代家长权确立于汉代,后随法律儒家化而逐步加强。我国的孝文化强调子女的义务与关系的等级化、差序化,甚至利用孝道建立起一套"差序格局"。而现代法治中,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亲权制度则借鉴于西方,长于建立一个人格平等、旨在推进权利实现的平等性。当现代的亲权制度遭遇传统的观念遗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的实践与表达的"二律背反"。理解和处理"传统家长权与现代亲权意识"并存这一矛盾现象,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任务。     

追求义利之间的和谐--"和谐"语境下义利关系在传统法中的价值体现

义利之辩自先秦至封建社会结束一直争论不休,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义利观及其法律实践特点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主线都是对和谐理念的弘扬。深入分析传统义利观的演变及对法律的影响,为构建当代新型义利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所必需。     

忧患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化底蕴

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已积淀到民族心理之中 ,在杰出政治家身上尤有明显体现。江泽民同志面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 ,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前人思想基础上 ,为忧患意识增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 ,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赖以产生的文化底蕴     

关于能动司法的格义与反思

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大力倡导和推行的"能动司法"理念,引起了法律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然而,"能动司法"这个概念本身在讨论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歧义认知和错位解读;许多论者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实质同一或既有区别又有一致的同类概念。实际上,"能动司法"是我国"服务大局"这一特有政治—司法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司法哲学,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客观意义上的直接关联,把两者视为同一或同类,是反向格义导致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确立尚缺乏一个认真的理论反思过程。     

程序正义新释：内涵与选择

程序正义理论对于结果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于实体的观念一直在指导着司法实践,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程序正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基本精神都应当一致：程序正义应当是属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内在优秀品质,这种优秀品质应当确实存在并独立而非依附于程序的工具性之中。中国受到古代法制传统的影响,程序正义不受重视,法官更为了追求实体裁判的公正而漠视程序正义。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对程序正义的尊重和执行应当内化为法律人乃至所有国人的自觉行为。     

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一个亟待澄清的概念

我国在共时性语境下展开的刑事诉讼结构研究容易遮蔽一个历时性形成的问题: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与其理论基础浑然一体,其制度表达服务于西方由来已久的程序正义观;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与我国的理论传统在整体上也是协调一致的,其制度表达基本上服务于我国当下日遭否定的实体本位说。家庭本位观决定了我国古代刑事诉讼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追诉、审问的两面结构。集体优位观决定了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国家专门机关对被追诉者进行犯罪追诉的简单结构和当下刑事诉讼的畸形结构。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结构亟待实现现代化,需要充分确立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在审判前程序中确立中立性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实现追诉权与裁判权的分离。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现代化需要以"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为理论支撑。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     

主体性的虚构诗意性的真实——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颠覆历史权威,强调"对话"品格,将话语权力作为支点,寻求主体叙述,即通过文学虚构得以完成的历史文本的新的"历史诗学".其历史观的颠覆性即体现在主体间入中的虚构性和诗意中追求真实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述,历史真实观被新历史主义彻底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与真实之间功能性区别的消解"和"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一历史观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但其个性的恣意展现也使它失却了历史的严肃性,在消解历史权威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