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督导手记——社区公共问题的介入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群体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空间。随着城市社会的转型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小社区”变成“大社会”，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结构层次的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并日益多样化，给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稳定”的心理建构：乡村中老年教师集体身份认同与流动趋向的历史叙事

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的一所原国营农场小学作为个案，深入探析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中老年教师的流动趋向、特点及其原因，结合历史变迁和地区发展的视角“理解”其在多重情境中的人生抉择。研究发现，在管理体制改革、单位制变迁、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国营农场的中老年教师基于体制性身份、合法性身份、专业性身份的交叉建构，历时性地衍生出包含生存保障性认同、情感认同与依恋、专业效能感与自我认同三元要素的集体身份认同。该身份认同是单位成员基于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因集体利益、集体意识、集体情感联结汇合而成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归属。最终，三元集体认同合力推进了中老年教师群体以“稳定”为内核的心理建构，解析了少有人关注的乡村中老年教师留守现象。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下，本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苏联社会学文献中的“社区”与“共同体”

在社会学词汇中,英文Community 常常译成“社区”,俄文通常译作“共同体”.莫斯科俄语出版社出版的《俄英词典》上俄文的第一个英文解释就是Community.Community 这一词是西方社会使用得较为普遍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内容偏重于社会地域共同体。在苏联社会学论文集或文献中,所见到的“共同体”这一词,通常在词前都加上一个定语,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没有把共同体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学概念。例如,用于社会地域研究的社会共同体叫社会地域共同体;用于民族、族类研究的民族、族类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文化分布区共同体等等,在共同体前都加上一个定语使用。但苏联社会学文献上对社会共同体的概念的表述与西方社会学“社区”的概念颇为接近,他们认为:1.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群体和社会系统功能作为社     

Urban Village Community: A Case Study Concern-ing the Mode of Urbanization of Peasants and Their Lifestyles

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作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

国家行为体对于科学家群体的知识依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和网络化构成的认知共同体也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北极渔业治理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认知共同体,坚持双重身份、需求方驱动和非直接约束原则参与治理,而共识性、开放性和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为其推动北极渔业的议程设置、国家政策和社会共识,以及间接提供决策方案创造条件。但是,认知共同体的软性"去国家化"与科学家群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认知共同体影响力的阶段性递减或反向影响,不同认知共同体之间面临的相互竞争等问题,构成认知共同体参与北极渔业治理的主要制约。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Identity： A Perspective from Cultural Identity

认同是“同一性”及身份的归属。在现实性上,文化认同往往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政治认同则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文化认同侧重的是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政治认同则凸显了社会成员选择和判断的主观意旨。近代以降,悬浮在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因时代特征的变化而显现出不断加深的矛盾和困惑,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鉴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高度的互补性和相互促进性,以文化认同为支点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带动制度创新、进行利益调适、强化身份归属,对共同体政治认同的强化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晚清改籍问题的社会史考察

晚清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 ,国籍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过去学者多从华侨与国籍法的角度立论。本文则从社会史的视角 ,重点考察 2 0世纪初年“改籍”风潮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表现、动机和危害 ,晚清朝野的反响与对策 ,进而探讨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多样性与困境。     

培育社会认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认同是社会整合的纽带、国家凝聚的粘合剂。经历巨大变迁和转型的社会要实现平稳发展，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十分重要。在转型时期重塑社会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自我调适系统的生成过程，包括利益关系的协调、核心价值的确立、治理模式的创新，并使这些领域的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协调一致，使社会建设获得稳定的支撑点。     

试析郁达夫20世纪30年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具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身份,指个人或群体的出身、特质、自我想象与社会地位；二是指认同,即个人或群体为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在文化上所做的追寻,如价值、信仰、民族、国家认同等.对于郁达夫来说,20世纪30年代可说是波诡云谲、跌宕起伏,从30年代初的“左联”会员,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座上宾,再到北上参加“文协”,最后远赴南洋宣传抗战,其间种种境遇变化都体现了郁达夫的身份认同困境.     

爱因斯坦：曾经的超级“民科”

“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这个词汇，如今已逐渐被国内大众媒体广泛接受和采用，它的一般定义是：没有在相应的科学共同体中任职，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未被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人。例如，一个无业人员研究星占学或炼金术，那么他很容易被视为“民科”；又如，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工程师，虽然在纺织技术领域堪称专业，但是如果他业余开...     

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并同时伴随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其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由此,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应是为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国对民族、宗教等单一文化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重建公民资格

苏联解体后,自由的民主似乎成了“仅有的游戏”,以致福山将自由的民主宣布为“历史的终结”,但这种胜利并不意味自由的民主摆脱了危机。自由的民主提供了相当有限的民主,仅仅要求周期性的公民投票和低水平的政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解决经济不平等、群体差异和民主参与不足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在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社会管制式市场治理模式为学徒制奠定了匹配的制度环境。劳动共同体模式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成为学徒制有效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些制度安排的达成可追溯到工业化时期,当时围绕学徒制而发生的利益政治是建构学徒制转型演化轨迹的社会原因。德国学徒制的技能形成过程是社会建构的。学徒制相关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化,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保护如何协调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实践共同体的建立与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的提升——一项教育行动研究的尝试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偏低,而专业认同是职业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提升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是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使命。本文借助教育行动研究,探究提升社会工作低年级学生专业认同的方法和路径。研究以社会认同理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项维度来理解专业认同,以实践共同体为行动设计的理论框架,通过规划、启动、发展和巩固实践共同体,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教师共同参与实践项目,获得专业成长。研究发现,在实践共同体中,低年级学生从个体的学习者转化为共同体的实践者,对专业的认知认同得以深化和拓展;通过与教师及高年级学生建立联结,对专业的情感认同逐渐增加,认为自己是专业的一分子;从被动旁观者到主动参与者,对专业的行为认同得以强化。其中,情感认同是转化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对于理解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寻求提升专业认同的改变途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     

社群与国家认同的产生、构建及变迁

从现代社会的交流和流动中可以看到,社群认同的给定性和客体性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而纯粹的主观主义阐释也只能停留在现象的静态描述上;如果使用建构主义理论来阐明社群特性和认同则更符合当前的实际,因为它更关注认同形成的复杂而多元的动态过程。同时,当代社会中急速扩展的流动和交往、尤其是它所酝酿的各种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正在超越近代以来的社群和国家认同,造就着一种新的共同体及其认同。就目前而言,这种流动和交往主要使现代化所强化的、与族群认同相一致的国家层面的认同减弱了,使国家认同不再是以族群或族群同化为基础,而是在尊重族群文化平等共存的前提下强调更为基本的个人价值层面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层面上来构建社群或共同体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