殽天地之化——从灾异思想看董仲舒的气论

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存在着谴告和气感两种形式。谴告形式的灾异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有其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气感形式的灾异论弥补了这种局限,笔者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董仲舒“毅天地之化”的气感论。这种理论对之后气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

中国古代的君权合法性包括王朝的合法性和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早期国家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王权的诞生,君主制度的建立,君权合法性论证的开始。君权合法性理论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步完善,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王朝"正统"观和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的君权合法性论证体系。     

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

:灾异谴告说风靡汉代朝野 ,具有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威性。它积淀于每个儒生的灵魂深处 ,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汉儒每每以灾异谴告说诗 ,指陈时弊 ,警醒人君 ,大大强化了诗的匡恶功能 ,成为《诗》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及当代价值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是在继承"绝地天通"、"天命靡常"、"王权天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开拓,试图在人治的封建政体中,用"天之权威"对君权产生道德约束,使"天"、"君"、"民"三者实现相互制约。当代社会,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执政官员如何加强自身道德自律,以民生为己任,达到"权力"与"义务"的协调发展,这便是董仲舒思想给予当代社会的启示。     

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继轨前贤尤其是程颢与程颐,朱熹不仅丰富了"理"的内涵,而且拓展了"理"的外延。他在充分肯定"理"的形上性、本源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以"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完成了"以天理明人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他在将"天理"推衍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试图消解"人欲",并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价值呈现进路给追寻终极价值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朱熹不仅为儒家的纲常思想寻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也为现实中的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找到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细绎之,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的王权与法律的关系比较

通过对王权与立法的关系、王权与司法的关系以及法律对王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对比 ,指出了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王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的不同 ,认为古代中国的王权基本上不受法律的制约 ,而古代罗马的王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制约。     

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儒家文化始终是秦汉以后历代帝王修齐治平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社会各层面形成一种自主性和制度化因素,使君主专制具有了内在调节与制约机制,从而相对降低了君主权力中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成分。儒生与君主之间的博弈、君主历史观、权力观的建立以及皇家儒学化教育等方面,都体现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影响。     

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批判维护“君主私利”的封建法律,追求以“天下公利”为目标的正义法律,超越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尊君”的法律思想。明末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现代化因素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外在因素,明末清初思想家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内在根源。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超越。     

先秦儒家对君民关系的思考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引起了诸多观念的变革。就君民关系而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的重民意识,重新对君民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民贵君轻”、“尊君爱民”等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表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检讨。这种检讨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一种较为原始的民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秦汉时期的天、君、民关系述论

先秦秦汉时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上天和所谓代表上天的君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而对民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视.他们或者认为既要尊天,又要保民;或者认为天事和人事互不干预;或者认为君主的地位是有民众决定的;或者认为天意就是民意,以此约束君主的行为.这些对天、君、民关系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东京迁都的设计过程与明治天皇的作用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经为寻找近代化赖以展开的中心平台——国家新都而煞费苦心。由于无论是政治、经济意义还是制度、文化价值,也无论是出于西学仿效目的还是地缘战略考虑,政府最后选中的是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东京)。明治天皇的意义,体现在对迁都过程的睿智把握、和平缓进和及时决断上。通过这一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使日本在二十几年内初步完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改造。它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崛起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化典范,却也同时成为该地区第一个以邻为敌的侵略国家。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