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提升的路径选择——以制度伦理为视角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由单向管制向多元互动转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可逐步达成.从制度伦理视角看,制度创新是促成转变的应然路径,而制度伦理则是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持续性困境即缘于制度伦理的缺失,因此,应从贯彻制度发展观念、树立制度评估伦理标准和促成制度体系伦理整合等制度伦理建设方面着手,方能从根源破解现实困境.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治理:自治权为中心的分析——以恩施自治州为例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以自治权为中心,通过个案展示分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施行30年来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政治、经济、文化不同面向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建构一个包容性社会文化与政治架构,注重民族地方治理中少数民族公民有效参与,进一步落实民族自治法制建设,最终实现民族地方治理现代化。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述了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治理途径,指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据此得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为例

在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的双层路径推动制度变迁。财政收入刺激地方政府推行利益扩散式改革,这是针对新进入者的增量改革;财政支出的压力则推动地方政府推行利益剥离式改革,这是针对原住民的存量改革。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在改革对象、实现方式、制度形态、功能变化和制度效益方面完全不同,却在同一历史时期共存于同一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扩散和利益剥离式改革是一种不同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渐进改革路径的新解释。     

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向——以N县社区建设为个案

N县社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迅速兴起到近乎停滞的短暂过程,这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实效,但缺乏可持续性,根源在于运动式的治理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只能形成制度的外壳,即组织机构等,不能形成制度的内核,即不能使制度成为受众的共同意识。政府的治理应该着眼于培育制度的精神内核,运动式治理应该转向常态的更具制度理性的治理。     

制度创新与农民工政治参与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当前农民工群体人口众多,已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但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陷于困境,家乡农村＂不愿意＂参加,城市社区不让参加,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凸显。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然,要发挥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危机管理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激发了社会脆性,扩散了社会怨恨情绪,也损伤了政府公信力,侵蚀着社会法治力量。而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府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民意沟通渠道不畅通、对社会舆情动态掌握不足等弊端。因而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国家必须强化危机管理意识,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扩大农民工权利,改变他们的城市融入非适应状况,来消除这一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危机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问题探讨——基于青岛市的实地调查

从公共政策执行与效果的评估视角来看,在中央政府一系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出台一年后,地方政策执行仍存在着供给不均衡、政策可及性有待改善、吸纳社会力量不足、覆盖率低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障碍性因素可以从政府、社区和企业等政策主体,以及作为政策对象的农民工自身来分析。为了修正执行偏差、提升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强化、完善政府的责任,并建立、完善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文化设施服务供给等5个机制。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调适与恢复:对城市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在壮大,他们的越轨行为也不断凸显并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难题.针对越轨农民工复杂而嬗变的社会心态,其矫正治理既要正向发挥市民、传媒、政府等的帮扶作用,以营造健康社会环境平衡他们的心态;又要将农民自身的传统观念与当前城市文明相融合,积极培育其现代人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通过调适与恢复治理最终提升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心态的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破解外来农民工管理问题的研究

外来农民工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贯彻实施“两创”战略的重大“安民”工程。文章深入分析了和谐发展中外来农民工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客观审视外来农民工群体,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破解外来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的建议。     

延边出国劳务对地区居民储蓄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出国劳务收入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储蓄用于投资的并不多,因此应出台鼓励出国劳务的金融政策,同时完善相应法规,正确引导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     

关于农民工类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民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工。按其居住地和从事职业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在乡在土型、在乡离土型、离乡离土型、离乡在土型四种类型。在乡在土型农民工既在家乡附近的企业打工,又经营土地,二者所得为其经济来源;在乡离土型农民工在家乡附近的企业里打工,不再经营土地,完全把打工收入作为经济来源;离乡离土型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完全和先前的承包地脱离关系,打工收入为其经济来源;离乡在土型农民工虽然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但家庭承包地仍然经营着,二者所得为其经济来源。文章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研究农民工,认识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需求,为有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研究

通过对农民工的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及其社会环境的探究,进行了对改善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思考,认为必须要关注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创建安全的劳动环境,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及其构建农民工的新形象,为农民工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出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是实现农民工自由的条件。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民生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高度重视民生、重视“三农”问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重要特点。解决农民工的民生问题是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难点，通过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从农民工民生问题的特殊性出发，以“特殊保护”措施实现农民工的“实质平等”和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问题。     

农民工可雇佣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决定了自身的可雇佣程度。把农民工可雇佣性分为人际交往能力和技能胜任能力,其中人际交往对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影响更大。农民工可雇佣性在企业是否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性别与受教育程度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提供的培训学习机会及提高受教育程度能显著增强农民工可雇佣程度,女性农民工的可雇佣性要低于男性。政府应强化农村基础教育,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