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去家:家庭在重构社会伦理中的地位

晚清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批评国家和家庭都是自私自利的表现,而主张去国、去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裂变为修身、去家、去国、平天下。在个人主义崛起的五四时代,一部分时人强调以个体直接面向社会来重构理想的人群组织,其特色便是儿童公育、父老公养、不要家庭。对于无家庭的人群如何凝聚成社会的问题,新青年期待以各式各样的主义来凝聚这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家庭革命的言说展现了部分读书人既反传统、又反西化的倾向,也意味着他们对人性罪恶面、人能力的有限性以及亲情的可替代性等根本问题有着突破古今中西的新认识。家庭渐渐成为各派人士最不喜欢的社会建制,这也进一步塑造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     

历史小说:在家庭文化的认同与互动之间

家庭文化对于历史小说家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家学传统给予历史小说家的文化熏陶对于历史小说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的苦乐体验使作家对历史小说如何以史鉴今重塑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理解,家庭文化的负面因素也造成了历史小说的缺憾和不足。     

女性与家庭: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的追问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涉及性别的角色地位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受婚后居住模式、继嗣制度、家庭类型、有关性别的社会规范等许多因素的影响.结合资源论和意识形态论来看,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总和资源(广义资源加上文化限定)所决定的.     

哲学应研究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哲学是人对自身处境、状况及世界关系问题的思考.所以,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哲学的主题.哲学对人与现实世界关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代哲学应以实践为桥梁,在人与世界相互规定其现实性的作用中,深化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具体展现人、实践和世界的关系.     

同姓不婚的实质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常被理解为中国古人在优生学上的认识与发现,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的这一婚姻戒条是远古婚俗的遗留,是原始人群在生存压力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社会科学如何得以开放——读华勒斯坦等的《开放社会科学》

开放的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究竟应该如何建构?这是诸多社会思想家试图努力作出回应的试题。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人在所著《开放社会科学》中,循着历史的踪迹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提出了基于一种多元普遍主义统一性上的建设性批判,追问并试图澄清建构开放社会科学所需的基本预设和具体路径。本文认为经过知识领域的对立到合作,认识论领域的分化到弥合,社会科学具有了趋于开放的基本背景前提。并试图解析华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框架——世界体系论,探讨书中所隐含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探究社会科学得以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本来面目。     

市属高校应努力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培养实用人才——兼谈成都大学的第二次跨越式发展

该文分析了成都市市属地方高校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思路,提出整合成都的教育资源,大力培养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急需人才的建议。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

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二是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三是初步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当前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灾荒史研究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加深和拓展灾害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结合、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养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

从宏观视角及制度扩张和静态均衡角度对农村养老的关注多具有政治考量和货币补偿的特点,据此推行的社会养老政策迄今为止绩效不佳。对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及家庭权威分散所做的分析表明,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弱化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促进方面。农村养老现行而有效的方式依然以家庭为主。家庭不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经济支持上也占据着最大份额。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的冲击不在于动摇了家庭养老的主体角色与核心功能,而在于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方式,拓展或改变了家庭养老的存在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应围绕稳定、扩展或补充而不是抑制家庭的模式来展开。家庭养老需要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