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外国语

一鲁迅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世所共知。他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鲁迅1902年四月到日本留学前没有学过日语。到日本后,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1904年九月转入仙台医学专门     

晚清至五四时期出国留学潮的特点及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人大规模出国留学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就其学习目的而言，主要是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就学习内容而言，先是主要学习西方造枪炮、造船技术和练兵之法，其后主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学习对象而言，先是以欧美作为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后由于日本的成功，因而日本又成了留学的主要目的地。晚清时期的出国留学潮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

鲁迅晚年在上海，对日本侵华的感受是颇有独特性的。鲁迅到上海后，一直居住在虹口地区，北四川路一带，而这里正是日本侨民聚居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亦设于此处，而鲁迅虽然换过几次居所，但都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只有咫尺之遥。“九一八”后，上海的日本侨民变得十分嚣张，明目张胆地欺侮中国人；“一·二八”战事，首先在虹口地区爆发，而海军陆战队正是日军作战部队，鲁迅身陷战火，家中也有流弹飞入。可以说，从“九一八”到鲁迅逝世，五六年间，鲁迅对日本侵华有着十分切身的感受，这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从战时创作《鲁迅》到战后以中国为方法批判日本的近代,从重估“近代的超克”思想到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看似不断转向的竹内好,却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诉求:通过抵抗西洋的近代来建构东洋的近代。东亚世界追求主体性的近代合乎情理,但由此生发的各种“反近代的近代性”思想,却隐含着难以逾越的自反性矛盾,从而导致东亚各国的反帝、反殖民革命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也造成以反西方为籍口的次帝国主义政治的发生。虽然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创造性地再生产了鲁迅及其文学,但亦应注意其永远革命的超克话语中,其实一直游荡着反革命的幽灵。     

发明“原鲁迅”——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批判

伊藤虎丸在"终末论个人主义"论述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绝对"自由意志论主体"的"原鲁迅"。"原鲁迅"作为现代东亚的"最初之人",虽然天赋自由精神,然而却不是特殊之人,而是一个普遍之人,其表征了现代社会对主体的基本想象: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伊藤虎丸发明"原鲁迅"的目的,是为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实践建立一个以鲁迅为镜像的历史典范:即通过主体性的精神、文化和社会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彻底接受了西方近代主义的"现代中国"。进而以之为参照,批判战后日本之无主体性的近代化进程。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民国前梁任公与日本之关系论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历史悠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与日本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他一向将日本视作由改革而振兴的样板，大声疾呼走日本维新之路。本文从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入手，探讨他学习日本、领导和推动戊戌变法的情况，以及流亡日本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和激情澎湃的思想表现。     

鲁迅师承章太炎所受影响探微

鲁迅在日本曾从师章太炎,使之精神性格和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多方面深受章氏浸染。笔者不揣简陋,试从鲁迅著作的“内论”中,寻求线索,略论如次。一、受章太炎革命精神和斗争性格的影响章太炎是清朝汉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又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骁将。鲁迅说,章太炎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有学问的革命家”。章氏一生弟子众多,他的     

内山嘉吉夫妇——鲁迅的日本朋友

内山嘉吉夫妇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为了学习和了解鲁迅在日本的战斗生活,我曾经常请教内山先生夫妇,因而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离开日本回国后,仍不断接读他的来信和有关鲁迅的资料。今年夏天内山嘉吉先生和他的夫人内山松藻女士应邀来我国访问。内山嘉吉先生诚挚地说:“我能认识伟大的鲁迅,聆听他的教诲,作他的     

鲁迅与王金发

王金发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九○五年冬,他在东渡日本时与鲁迅初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在绍兴有过一段从亲密合作到意见相左的交往过程。鲁迅后来在文章中对王金发的错误有过中肯的批评,并从中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浙江近代蚕丝教育之历史研究

本文试图探讨面对近代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蚕丝生产发展和经济侵略的严峻挑战，作为中国蚕丝生产重点省份的浙江，如何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方，大力发展蚕丝教育，培养新型的蚕丝人才，传播先进的蚕丝科学技术，以影响和促进浙江蚕丝业的进步，实现传统蚕丝业向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蚕丝生产的发展和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开拓了新的道路．     

魯迅论章太炎

(一)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章太炎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家,而在晚清他又是一位反对孔孟之道的思想家,在我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炎长于鲁迅十三岁,鲁迅曾向太炎问学,并且后来参加了太炎曾经参与领导的光复会,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师生又兼同志。鲁迅向太炎问学,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太炎在国内因在《苏报》上发表了攻击清政府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即去日本主编当时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后来该报被     

论鲁迅对白桦派人道主义思想的移植与改造

鲁迅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受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中日两国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现状、文化环境以及两国国民性有很大的差异，加之鲁迅本人身世所带来的个性心理体验上的独特性，决定了鲁迅必然会改造日本白桦派人道主义思想并服务于中国启蒙事业。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鲁迅一生中,非常注重和赞扬优秀的日本文学,他曾经翻译过多种日本小说和文艺理论著述,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一年夏天,鲁迅先后译出了芥川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登载在北京出版的《晨报》上。芥川龙之介(1892—1927),这位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鬼才”,是大正(1912—1926)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就读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时,与友人一起重新出版了两起两落的帝大同人杂志《新思潮》,后来他和菊池宽、久     

论清末师范教育的特点

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行癸卯学制，创建了纵有阶段、横有类别、独立设置的近代中国师范教育体系，构建了中国师范教育相对完整的框架与基本格局。为吸引、鼓励人们学习师范、乐于从教，促进师资队伍的稳定，清末实行师范毕业生效力义务与奖励相结合政策。清政府先后多次派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大规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将军国民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使近代早期师范教育具有仿日性质。     

鲁迅救国思想流变探微

生活在中国急需疗救的时代，作为爱国者的鲁迅，自然担起了救国的担子。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对如何救国，鲁迅经历了从科技救国到文艺救国到革命救国的思想转变。     

近代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借鉴

近代日本社会教育始于明治初期,经历了以民间教育为主要形式的萌芽期、以国家权力推进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成型期以及以全民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期。社会教育是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日本许多教育家在总结日本国力强盛的原因时都指出发展社会教育是一个成功经验。总结日本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经验,可以为我国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

一鲁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他对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有过浓厚的兴趣。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厨川白村的文艺美学论著《苦闷的象征》在日本出版。四月八日,鲁迅从北京东亚公司买到这本书,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到十月十日,不用二十天就译完了,同年十二月出版。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又开始译厨川另一本文艺论著《出了象牙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