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再思考

近年来各学科关于湖北鄂西地区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中国音乐学界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于音乐本体研究和将音乐置于信仰仪式中的研究两方面,但这两种研究方法容易将“音乐”与“文化”孤立开来,因此,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是否更应该关注鄂西土家丧菲仪式的复杂地域性问题、“仪式”与“音乐”的功能以及“局内人”角色的缺失。     

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与基层体系

土司音乐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文化管理政策，它以本民族歌舞为基础，以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为序列，以地域民俗习惯为视角，呈现从五代时期开始到清雍正时期结束的古代音乐衍生、发展、嬗变的丰富体系。土司音乐制度寓于土司对民众的文化控制，基本结构维系在主持祭祀仪式、举办音乐活动、职务奖惩承袭、业绩考核等职责上。从律典生成层面来讲，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代表着一种民众自我意识的制约和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歌舞文化与技艺的基层体系。土司与民众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和音乐活动等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描述与传承。土司音乐制度实施后，“以文化民”“以夷制夷”及其与之关联的治理策略和象征力量，构建了音乐活动在土司社会的主要框架，也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土司音乐文化与精神品质。同时，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构建了自己音乐制度的基层体系。民间宗教祭祀、民族风俗习性、重大节庆活动、歌舞象征意义等，既代表了土司音乐制度的内容，又成为了土司音乐制度构成的主体。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江苏常熟宣卷活动的新变及其意义

江苏常熟地区的宣卷活动是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木鱼宣卷,宝卷、宣卷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宣卷的技艺产生了变化。表演形式、基本曲调、宝卷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目前观察,常熟宣卷是一种结合民间信仰,植根于常熟人民生活中的仪式活动,且能在不改变原有核心精神的情况下,不断地自我发展、创新,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甘肃兰州红村民间信仰仪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兰州市一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该村的丧葬仪式和祭祖仪式出发,试图分析该传统汉族社区的民间信仰体系,以及当地汉族居民在这种信仰体系中的宗教体验和宗教心理。通过对仪式过程进行深描,解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对当地社区的整体影响和功能。     

共名制：民间信仰的另一种生存策略——对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个“盘王大庙”的个案研究

基于参与观察与个案访谈,采用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瑶族村落以“盘王大庙”之名来重建“仁王庙”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村民的支持、乡村精英的努力和政府的通融,是小传统与大传统发生碰撞时的文化表现,是为了缓解紧张关系的一种生存艺术,取名日“共名制”。“共名制”与学界以往研究中的“双名制”、“借名制”均有所不同。它是以合法化仁王信仰为初衷而创造出的以一种合法信仰之名（盘王信仰）来容纳非法信仰（仁王信仰）的运作策略,导致最终结果是：在一个信仰之下实际共存着两套信仰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民间所谓的“一个牌子,两套人马”模式策略。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文化支点——对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的文化解读

以往人们对一般音乐学的认识，即所谓的文化背景，就是先收集音乐演出的内容、形式，再附带解说一下创作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乃是由于不了解这类“文化背景”对音乐现象有着某种“文化支点”的作用””卜越。结合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具体的研究实例，根据其文化局内人持有的灵魂观以及客家僧人执行仪式的“体”的整套音乐行为的具体表现，以“灵魂体”作为文化支点贯穿全文。同时，根据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灵魂”与“体”的关系的论述，并通过对“实在”、“心灵”等深层面问题的探讨，提出全新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架构：以“心灵”为支点的“灵魂一体一组织”的正、反向运作模式，将隐藏在其文化局内人心灵世界的内在文化地图展示出来。     

当代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研究——基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专题调研

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实施于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之间,曾对浏阳各地至少20多处民间庙宇进行过调查访问,尤其是对仙人庙开展过前后共计五次重点个案调查。浏阳市民间信仰的专题调研表明,当前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益慈善服务;（2）聚众娱乐服务;（3）道德教化服务。调查也发现,民间信仰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或有待改进的问题：（1）民间庙宇在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被动性问题;（2）民间庙宇所聚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均衡问题;（3）部分民间庙宇存在的非民主管理问题;（4）民间庙宇所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薄弱问题。创新民间信仰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加强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教育;（2）转变与提升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3）强化对民间庙宇管理模式的监管与引导。     

“原生态民间音乐”的再认识

“原生态”一词在当前民间音乐研究中使用率颇高,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原生态民间音乐”的界定,只能看做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当前,认识和理解“原生态民间音乐”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不容回避,且具有现实意义。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甘肃陇中汉族民间信仰

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观照民间信仰,就会发现在多神信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强烈的崇拜意识。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民间仪式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民间信仰也成为建立在现实秩序基础之上的一个象征体系。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且也是对民间社会的象征性表述。     

关于土族民间信仰及习惯法的人类学分析

土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和运作深受土族民间信仰的影响,习惯法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禁忌、仪式、巫术构成,而神灵观念和内心的信仰是土族习惯法最主要的来源,各种禁忌、巫术直接推动着土族习惯法的有效执行。同时,土族习惯法又维系着民间信仰的内在结构,强化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仪式学视阈下的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

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以高度综合化的艺术形态包含了"仪式学"考量所需的种种元素,其本身就是仪式的载体,其表演过程就是仪式的展现过程。在"仪式学"的研究视阈中,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的主体构成要素舞蹈和音乐可以转换为"行为"与"音声"的概念,这种转换拓展了对民间歌舞艺术的文化视角观察。以"仪式学"的研究视角切入对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的观察和研究,不仅是对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研究思维的新探索,而且有利于从更加深广的学术视角挖掘地域性民间歌舞艺术的文化内涵,从不同的角度给予音乐学研究以新的补充。     

西北地区回族宴席曲的总体音乐特征(上)

西北地区回族宴席曲的总体音乐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音乐结构、调式音阶、旋法、节拍节奏以及旋律与唱词的同构关系等方面,我们通过对大量收藏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的宁夏卷、新疆卷、甘肃卷和青海卷中的谱例分析,考察了宁夏、新疆、甘肃、青海回族集聚地区所收集的各地市县地方集成中的民间歌曲资料中的谱例,以及笔者多年来对在西北回族集居区采录记谱谱例的综合分析,探索西北地区回族宴席曲的总体音乐形态特征。     

滇南彝族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和特点及影响

民间信仰文化是滇南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保存比较完整、系统的民俗信仰活动的文化体系,是彝族历代先民传承和发展下来的一种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体系,也是彝族毕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奉行“灵魂信仰”且“多神信仰”,以祖先信仰为核心,以鬼神信仰为辅,并对其传统农业经济行为、自然生态保护和人生礼仪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从"白沙细乐"的乐曲看多种民族文化的融合

“白沙细乐”是迄今仍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大型音乐组曲,保留至今的尚有八章。我们在对整部音乐的乐曲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它们分别与纳西族本民族传统音乐、昆曲、伊斯兰音乐和蒙古族音乐有关。由此可以发现,“白沙细乐”这一中华音乐宝库中的珍品,乃是纳西民族本土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