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萨德:作为暴力形式的理性

萨德在其小说中通过对伊甸园中堕落和惩罚神话、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的隐喻和反讽,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在人的理解力不可企及之处,人对上帝的信仰是荒谬的,人不过是按照自然所赋予的禀赋气质而生活,通过理性的思考而行动。由于启蒙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削弱,理性不再受到上帝信仰的指引和约束,因而释放出其暴力的一面。理性为恶服务,成为暴力的工具,这一危险和灾难早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便已萌发,到了萨德这里,它成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宣教。在信仰衰落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对人类理性的暴力保持警惕。     

审美启蒙: 沈从文的另一种现代启蒙

沈从文的小说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启蒙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不满于现代中国从底层到上流社会感性主体普遍缺失的状况,试图用审美精神激发生命,使生命的自然性得到升华,使本能转化为创造性力量,获得一种诗意的人生形式。沈从文的审美启蒙是对现代理性启蒙的推进与完善。     

萨德论

萨德的时代是一个血腥和混知己的时代；萨德的人生是一个天才和精神病患者的混合体在监狱中的旅行；萨德的文学是千篇一律的色狼和牺牲于色狼下的无辜者的故事。     

圆善与启蒙

圆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对象和终极目的,在康德哲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道德律即通过它而导向（道德）宗教。所以圆善既标明了道德哲学的完成,又是道德神学的起点。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深层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维精神结构及其张力。这一二维结构根本上与启蒙精神相关,启蒙理性与进步理念直接塑造圆善的内在精神结构。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探寻启蒙理性的源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启蒙理性异化的源史其实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就得到了最生动的而又最真实的体现,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和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开放、发展和生成的辩证过程.而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神话与启蒙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启蒙与人性

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 ,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 ?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 ?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 ?它们产生何种影响 ?以上诸类问题 ,正是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的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精神在本来意义上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真正确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方式,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分裂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技术成为资产阶级进行隐性统治的“匿名权威”。理性作为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具有独立性,所以我们要在信仰和怀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不断地在现实世界的发展中寻求合理性价值。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启蒙的自主性与明清思想的定性

真正的启蒙必须具有自身内在的动力,且必然带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康德启蒙思想核心内涵及其影响的差异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出中国明清进步思潮不仅具有真正的启蒙性质,而且由于其源自自身而具有更根本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启蒙的结果与发展的代价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作为彻底的神话,是通过现代工具理性主义的方式完成的,这也是现代科技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结果。随着启蒙精神的日益膨胀,理性本身演变成了上帝,变成了一种难以抵抗的巨大的神秘力量和一般工具的化身,制约和统治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由此,霍克海默、阿多诺进一步认定,造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的祸根还在于人类自身,在于人类过分放纵自己,缺少对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和自我管理。与此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向世人昭示了,人类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与空前增长的自身能力和日益发达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当代精神文化样式。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启蒙开启了现代社会的进程,现代性深深扎根于启蒙运动之中。本文对现代性的起源做出历史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性与启蒙精神的渊源关系,并深入分析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理性与主体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确立自身地位的过程,指出启蒙理性僵化的思维方式乃是造成现代性的矛盾与异化的思想根源。     

启蒙理性批判：从维柯到法兰克福学派

启蒙理性在西方世界渊源已久,对其进行的批判也由来已久,从早期西方哲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传统从未中断。但是,仅有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必须趋向于现实,寻找出有效的行为方式,唯此方能拯救时代和社会危机。     

启蒙视野中的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的实质取决于近代哲学家对启蒙的理解。康德对启蒙的界定揭示了启蒙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突出人的理性;另一个是鼓吹理性的独立自主。因此可以这样概括:弘扬理性,解放理性正是16—18世纪欧洲哲学的基本目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哥白尼引发的科学革命削弱教会的权威,确立理性的崇高地位,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根哲学勾勒了近代哲学的基本轮廓,笛卡尔哲学则创立了近代哲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笛卡尔哲学不仅阐述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构想,描述了理性的运作秩序,进而建构了统一的世界结构,而且为近(现)代思想提供了话语形式或理论架构。从这种启蒙的视野理解近代哲学,将颠覆长期流行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立的叙述模式。     

重申启蒙——走出从启蒙到集权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左派总是站在启蒙一边,为启蒙摇旗呐喊。然而,在当今时代,启蒙与左派之间的天然纽带正在断裂。在一些左派看来,启蒙不仅是理智上有缺陷的思想纲领,而且是政治上危险的行动纲领,不是被当作自由之路,而是被当作通向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路。针对当今左派中盛行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潮,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申启蒙。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虽然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包含着规范理想和解放潜能的未完成计划;布隆纳进而认为,启蒙不仅不是主体形而上学暴政和集权主义渊薮,而且是无情批判现实和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应该承认,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启蒙的批判寻找到更好的启蒙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