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时侯,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在三十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     

论传统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中国书法是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本文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以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等角度出发 ,指出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书法中的影响以及中国书法独特的民族审美特征。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秦时期，语言学意识萌芽于政治论辩和道德教化之中：汉代训诂学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提倡“尊儒”“解经”的直接产物；音韵学的兴起，根本目的也在于通经释道和诗词歌赋；修辞观的闪现基本上是文论诗话的附属品；语法研究的薄弱，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实用，轻本体的特征；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释意义，是训诂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以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开拓进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评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型文化说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展了一场大论战。在论战中,虽然也出现过盲目崇拜中国古代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狭隘观念,但危害更大的还是那种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其代表性口号是:“甩掉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向传统全面开战”,“要使传统文化后继无人”。这一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种种估价——诸如“封闭性”、“模糊性”、“武断性”、“直观性”——之中,最能乱人耳目的     

“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

２０ 世纪中国语言学是在实用观念的影响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学科。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方言与民语的调查等多方面的应用性成果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实用”观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是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语言学对“实用”性的偏重,使它在实践中产生某些疏漏,对语言本质及理性抽象研究也存在某种淡漠的现象。     

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及文化背景

一、称名 “中国传统语言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这门学问古代称为“小学”。“小学”开始是指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初级学校,《大戴礼·保傅篇》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又云:“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这种初级学校要教授学童识字,所以有关文字的学问渐亦被称为“小学”。     

评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

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几乎是同中国的哲学、经学、文学等民族文化的发展,兴衰与共的。源远流长的汉语言文字研究,更是建构我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基石。然而,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史学研究,却历来不为时人注目。其著述寥若晨星,且涉足范围狭窄,往往限于训诂、文字、音韵等方面的单科研究。直至近期以来,方有几部全面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专著面世。继1981年王力所著《中国语言学史》结集出书之后,1985年出版何九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7年又相继出版濮之珍著《中国语言学史》和胡奇光著《中国小学史》。这是清理我国语言学遗产、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     

论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传统语言学的长处和弱点要正确解决传统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首先要对具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传统语言学作出正确的认识和估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发扬其优良的传统,克服其缺点和弱点。传统语言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实用性强。它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在传统语言学的三个部门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训诂学。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文献语言的语义问题,它是直接为诠释古代典籍服务的。训诂学的萌芽早在先秦时代就产生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先秦时期,语言学意识萌芽于政治论辩和道德教化之中:汉代训诂学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提倡"尊儒""解经"的直接产物;音韵学的兴起,根本目的也在于通经释道和诗词歌赋;修辞观的闪现基本上是文论诗话的附属品;语法研究的薄弱,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实用,轻本体的特征;对汉字形义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为了解释意义,是训诂性的,也是实用性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实用"本身的合理性以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对“西方语言学热”的冷思考

我国外语界玄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现象发人深思;我国外语教学理论与外语教学成果之间的失衡同样发人深思.西方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但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中找到.在关注西方语言学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同样宝贵的东西.此外,语言学研究应该为语言教学服务,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制约

文化的核心是“文化心理” ,它是一种集体潜意识 ,类似于“文化性本能”的现象 ,可以反作用于物质现象 ,是变革中最难变革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通过几千年的积淀 ,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既是古代辉煌的象征 ,又是制约社会向前发展的因素     

浅谈传统文化对我国英语语言学方法论建设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我国英语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制约我国英语语言学方法论建设的根源。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中国语言学的宏富之路——评“文化语言学”

复旦大学老一辈语言学者素有语文改革的优良传统。陈望道先生力倡“古今中外”派,提出中西合璧的“功能说”;郭绍虞先生熔语法修辞于一炉,提出修辞大于语法的汉语特质论;张世禄先生直接倡导现有语法体系的全面改革,提出语气涵盖结构的创见。近年来,复旦新一代的中青年语言学者继承发扬了语言学革新的传统。他们从哲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探讨中国语言的特质及其与文化的相互     

中国传统文化论略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至今仍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是新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一个精华与糟粕、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揉合并存的复杂体。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世界,博采众善,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出版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申小龙和哲学系博士张汝伦主编的《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以上海语文学会青年研究小组的会刊《上海青年语言学》为基础,集中了全国各地青年学者有关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专论加以编选.涉及的内容有:(一)语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包括汉语史与民族文化史,方言与中国文化,语言观、语言学和文化传统,语言哲学,文化阈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等专题的研究.(二)文化语言学各个具体领域的研究,包括古汉字与华夏文化心态,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东巴文字与纳西族先民意识,《说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对民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对我们了解古代民族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尤其可以对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主要是汉族“同化”其他民族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有更深刻的理解。 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是相互的,由来已久的。文化上的互相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家族制度述评

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征,家族的内在凝固性、整合性与法律互为依托,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色彩,形成“家族本位”的特质。追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演进史,剖析其特质,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语言学在近代的自我超越

在近代经世之学的复兴和西学的双重冲击中，以考据为主的传统语言学渐已衰微，期待与现代语义科学的沟通和对话。章炳麟、黄侃受近代观念的影响，在传统语言学自身的学术规范中开拓前行。从“词源”“说文”“训诂理论”三大方面，通过对传统语言学的深刻理解和再造，推动了传统超越自我。使传统学科具有独立的意义和系统的体系，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具有汉语特点和中国语言学传统特点的近代化的学理系统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女性的整体失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和自我意识处于整体失落的情势之中。其主要体现是女性的“内化”、“工具化”、“商品化”和意识观念的“异化”。古代女性的“四化”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共同存在表露着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封建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使中国古代女性的整体失落具有了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