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的复兴有重要启示.     

从性与天道的关系看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之差异

先秦儒家认为性与天道之间存在张力,承认人和天的绝对界限,否认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而宋明儒家则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佛学的影响分不开。宋明儒学的"通而为一"的思想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价值,但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现实中也造成了"以理杀人"以及自我放纵的流弊。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论明清民间宗教的本质

明清民间宗教是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在明清时代的复兴与发展。民间宗教通过对传统文化原典精神的解读与回归,从中抽绎出爱和自由的宗教精神,并以此对抗明清时代日益恶化的人文环境和种种非人道的异化趋势,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并不像一般学者所认识的是低级和愚昧的东西。民间宗教在传承古代文化精神、拯救时代信仰和促进社会变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关于明清民间宗教的历史地位、作用等问题应予以重新评价和重视。     

虚与实: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

在传统社会,士人面临科举竞争、生存困境等诸多问题,在精神层面难免产生一定压力。而神授托梦的虚构意境,对士人的理想具有一定的指引性。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神灵所点拨者多是一些符合忠孝节义道德标准之士。因此,宗教信仰中的虚与士人生活中的实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儒家思想之外,那些释道思想虽含有宿命论,却也在士人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脱现实的人生构造。     

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颁授给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分析,指出多数土司在受封之初,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这与嘉绒藏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明代特殊的治藏政策有关.直到清代中前期,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宗教色彩才逐渐淡化.     

儒学宗教化与宗教儒学化——云南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考察

儒学与宗教在中国社会场景相遇之后,面临如何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组织洞经会在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其组织结构、行动方式和文本内容等整合了儒学与宗教的核心思想,目标在于以宗教强化儒学思想,以儒学解释宗教教义,此即儒学宗教化和宗教儒学化两个维度。在具体社会场景中讨论洞经会的组织、行动和文本等要素的整合机制将对儒学田野研究以及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 ——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看

古代中国的宗教情况原来很清楚。其存在,按传说,至晚始自颛顼“绝地天通”,尧、舜奠基;按考古,殷、周体制完备;按文献,直至清朝末年。然而自西方宗教(religion)概念传入中国,话语变更造成思想混乱,人们误以为原先仅仅居于从属地位的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配称宗教,而自古以来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国家宗教,反倒失去宗教之名,被看作有待扫除的封建迷信,或贬低为风俗性的民间宗教。古代中国社会图景全然扭曲。本文从国家的宗教性角度解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以此确认古代中国有国家宗教存在。古代的国家宗教政教一体,其组织体系就是国家机器;其首脑爵名天子。天子即天之子,是个宗教称号。帝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国教教主。世间行政体系与神祇体系有交集,由天子及各级官员分级掌管;天子位于上天之下,对众神有一定的奖惩权力。中华民族自古及今一贯是有信仰的民族。虽然神祇体系复杂,民众各有其崇信的神祇,有的信仰“制度性宗教”道教、佛教等的神祇,但都以上天为其共同信仰;而道教、佛教等信仰的神、佛也纳入上天统领的神祇体系。     

关于儒学和宗教关系的历史述评

儒学是否宗教、有无宗教性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性问题。由利玛窦来华传教开其端,中经康有为创立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20世纪中叶得以较大程度地展开,70年代后期又掀起新的高潮。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宗教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学者们大都从儒学的某个侧面与他们所理解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同点或相似性来说明儒学的性质,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重新界定宗教,从儒学发展过程内部去寻求儒学和宗教关系的本质。     

20世纪明清儒家学派研究回顾

20世纪明清儒家学派研究成果甚丰,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研究方法上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按照文章风格又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综论概括型、系统论述型、具体论述型、创意型。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明清会道门的内丹修炼

聚焦于为明清会道门所广泛采用的内丹修炼,着重辨别其在民间信仰宗教性实践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非具体的思想理论话语,揭示其作为一种会道门内部组织手段的意义,以及此种内丹修炼的实践目的和其在一般医疗功能之上衍生出的高级功能所具备的转化信众自身的效果。     

明清之际伦理思潮的功利主义倾向

明清之际伦理思潮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主张以救世为己任,以富民为本;注意生产,鼓励工商;强调利欲的合理性;肯定个体的价值与地位,是其主要内容。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繁荣,冲击了封建专制政体,具有启蒙意义。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业文化的传播

台湾在明代以前的农业甚不发达,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台湾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明朝郑氏时期,随着大量大陆汉族移民的迁入,清朝后期官方允许对台移民以鼓励开垦政策的实施,以及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对台湾短暂而高效的经略,使得大陆的先进农业文化陆续并广泛地引入台湾,致使台湾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也为台湾后来较早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造与适应: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待儒学态度迥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天主教侧重于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传播"福音",进而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伊斯兰教侧重于适应儒家思想文化,"附儒而行",加速了与儒学调和及中国化的进程.两种宗教不同态度的表现和结局,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它对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本能到特权:明清淮北两性关系的阶层异化

明以后,官府倡导的女德已趋向于以锢本能、逆人性、反常识为目标。一方面,淮北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卫道士们坚持甚至与封建道德伦理相冲突的歪理邪说,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以守贞节烈、夫殁女殉进行道德教化、思想绑架,对女性进行精神摧残和肉体戕杀。另一方面,淮北分享国家权力的强势群体,在两性关系方面,肆无忌惮地放纵糜烂,夺人妻妇,奸占平民女子。明清时代,淮北男多女少的现象非常严重,守贞殉死不但直接扼杀了女性的性权利,也间接地剥夺了广大男性的自然权利。因此,女子殉死与男权无关,是专制权力的畸态产物。明清统治者通常不是通过为大众增加普遍的社会福利来稳固其权力;相反,他们通过剥夺最广大民众的自然权利、禁锢普通百姓的本能需求,维护一个为所欲为的利益集团,使之充满优越感,从而对专制者感恩戴德,并成为明清专制政体的基石。     

试论明清时期商人与教育的关系

明清时期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 ,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出现了某些松动 ,弃儒经商、商人业儒者不断涌现 ,士商的互渗和交融使商人与教育发生了密切关联。重点考察分析了这一关系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观的回应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轮回是信说,可以通过典籍中的记载予以证明;一种认为典籍中出现的轮回事例,是附会佛教之说,不足为凭;还有一种认为轮回事例虽然存在,却只是偶然现象。对于佛教轮回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支持者认为佛教轮回说可以收拾教化人心,辅助道德教化,稳定社会秩序,辅助国家治理;反对者则认为轮回说并不能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反而将助恶抑善。同时,明清士人基于儒学或世俗立场,对佛教轮回说产生种种新议与异见。这种情形既说明了明清诸多士人将现世的人间祸福作为轮回转生主体的世俗视界,也表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采取的扬弃、利用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