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斐人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自身也由感性哭泣时期而进人到了理性反省阶段。但这两个文学时期，依然还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批判意味的“载道”文学时期，作家的思维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政治历史层面上，文学对于自身的把握和...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     

清末民初域外文学译介的三重过滤

清末民初时期的域外文学译介受到现实政治层面、翻译技术层面和本土文化层面的规范和过滤。现实政治因素支配了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以意译为主要的译介方式使得域外文学失去了原作的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抵拒和制约。清末民初译介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域外文学的“中国式改写”。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新主体性”文学管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文坛出现的“新主体性”文学,是一个有其历史特殊性的文学现象。它强调作家的自我、主观、经验、亲历、亲身或参与性,是对60年代文学“政治化”潮流的一定层面反拨,是理想失落后对关注、反映、表现、寻求自我的“饥渴”的弥补,但也并非自动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放弃,而是带有新的信息、内涵与特征。反思或认同,人生或历史,体验或追求,感知或希冀,“新主体性”文学的边界是模糊和流动的。所撷取的代表性作品表明,个人与社会,文学与政治,自我语言与公共语言,知识分子精神困惑与知识分子精神守望,牵牵连连,难分难解。     

文学-品味人生的课堂

“文学正趋于边缘化，由于不重视文学，人们的情感也在走向沙漠化”。3月24日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茅盾文学奖副主任陈建功先生作客成电讲坛，畅论文学与人生。陈建功年轻时经历了矿工的艰苦生活，遭受政治的压迫，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正是因为文学。在文革期间，“一方面要被这个社会挤压，一方面还要歌颂挤压我的这个社会”。在陈建功看来，文学可以激励人前进，也可以熏陶自己的人格。在政治的高压下，在人们都精神很委靡，情感很粗糙的年代，一本《红字》维持了陈建功先…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抹不掉的存在:东德文学的流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文学由于现实政治的外力推动,分裂而成东、西德文学。东德文学历经“生产文学”、“到达文学”、“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文学”这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与西德文学迥异的历史发展轨迹。它的存在固然短暂,但却富于意义,而且也不仅仅限于社会认识价值这一层面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

本文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了求实文学观念的实际内涵和本质特征，指出求实文学观念纠正了主情文学观念淡化甚至放弃文学社会责任的偏向，要求文学家要有政治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因而具有革新倾向，但它否定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超越性，从而又恢复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因而是倒退的革新。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择了“悲剧性”主要是“社会悲剧”作为五四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童批判，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嘲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对“悲剧性”的褊狭化理解遮蔽了它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使五四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广度显出有限性。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考辨及新解

简略梳理了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提出了对“文学性”的看法，认为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创作主体的意图、文本特性、接受者的认可。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构成了“文学性”之三位一体的概念形态。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由广义文学观生发、提炼出的具有更高统摄力的“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立场。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

［摘要］本文从文学与人类学相互关联的角度论述了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背景和特点。论文通过对两个关联领域的并置分析，分别从“文学问题”和“人类学问题”等层面展开，强调了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及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并由此论述了该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大致发展历程。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遮蔽状态，“文化研究”以其天然的政治性迫使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政治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只有将政治通过审美的途径进行转化，才能真正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论争有些明显的倾向，目前急需关注的问题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潮正在蔓延。     

新闻界的“隔岸观火”

《市民》2006年4月刊中，针对泰国首相他信辞职事件，庄礼伟评述道：“他信终于放弃了实施强人政治的冲动，做出实质性妥协，使街头政治回复为议会政治”。     

英国涉海文学与帝国建构的关系

英帝国肇始阶段,涉海文学提出“人口过剩”及如何建立“海上帝国”等主张,从理论上探索英国向外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帝国上升时期,涉海文学通过鲁滨孙等殖民者的海外垦殖实践,为英国民众勾画帝国构建的基本路径。英国攫取世界霸权以后,涉海文学则为帝国价值观念和统治秩序进行合法化辩护。英国涉海文学由此实现从文化叙事向政治功能的转变,从文本和意识形态层面参与了帝国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