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权力机关监督权的宪政属性

在21世纪之初的各级地方人大实践中,地方权力机关正试图通过多种形式对不同社会领域行使监督权.鉴于地方权力机关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宪政地位,故其监督权也相应具有不同的属性.对地方权力机关所产生的其他地方机关而言,监督权则是其固有的权力;而对于非由其所产生的其他机构,地方权力机关对其监督则具有授权性特征,实践中对企业的直接监督就欠缺了合法性.在宪政框架下区分这种权力属性,将有利于地方权力机关合法行使监督权,有助于我国法治进程的整体推进.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政制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性平衡,是关涉国家权力规范运行和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整个社会的“性恶论”、以及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 ;主权者不滥用权力损害它的公民是通过道德来保证的 ;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也是不能代表的 ;以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公意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特征的、极端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缺憾在于 :它不是建立在政治学而是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 ;卢梭置公意于法律之上 ,是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卢梭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反对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理论是错误的 ;卢梭关于消除所有党派、建立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转型时期国家在保持乡土秩序中的作用——对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的评论

本文认为 ,在当前乡土秩序研究领域 ,有两种对立的政策主张 :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国家权力上收论者的主要理念来自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 ,国家权力下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外部环境及整个现代历史发展趋向的分析。无论何种背景 ,理论界大都同意保持乡土秩序并以此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先决性。在现代化这一主题关怀下 ,本文通过对诸种政策主张的社会学考察 ,发现国家权力上收论与下渗论之间存在断裂 ,当前应以具体研究而非抽象争论来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持乡土秩序的智慧方案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本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实践发展,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推进依法执政。     

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公诉权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立法权、行政权、警察权、监察权、监管权、检察权、公诉权、司法权等,是一系列既相互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权力体系.其中,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行政监察权、经济公诉权之间存在着许多权力交叉和矛盾.文章试图在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相关权力配置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找出法律监督权与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分配的一般规律.并据此提出我国法律监督权、经济监管权、司法警察权和经济公诉权合理配置的方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论依法执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党坚持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机制,有利于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执政为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

本文认为 ,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和党的先进性 ,归根结底应落实到这一点上来。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目标导向、价值取向和检验标准 ,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保证。     

政府监管权的法律定位

政府监管权作为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区别于宏观调控权和资产管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重构的产物。监管制度在典型国家的确立及发展给我们的制度启示是:监管制度以市场机制及其自身的问题存在为前提,只针对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绩效;监管权的赋予以及监管机构的设立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采行“一事一议”,即一部立法确立一个特定的监管制度、赋予一个特定机构以监管权。监管制度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行政机关理性化的角度而言,其作出正确管制决策的机会比立法与司法机关更多。     

健全与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监督的一种新形式,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之处。因此,应尽快使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在监督员的选任及其职责的履行方面,尽可能淡化人民检察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让人民监督员监督、检查司法机关的职能得以真正地发挥。     

证券监管权有效行使的路径选择

有效监管与监管权的有效行使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我国证券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赋予了中国证监会以专门的证券市场监管权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目标和理念以及监管渠道不畅、信息不灵、体制不顺、制度不严等方面的原因制约了监管权的有效行使。由此寻找最佳路径以实现证券监管权的有效行使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监管权的有效行使可选择多种路径 ,但在我国目前状况下 ,最佳的路径应当是 :重新定义证券监管理念、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 ;重构监管法律法规的逻辑框架 ,重建科学的监管体制。     

对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再思考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企不分 ,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方式 ,在委派经营者时 ,是由组织人事部门直接任命 ,对其监督约束也主要是行政性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企要分开 ,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而转向调控市场 ,制订和执行产业政策 ,进行行业规划 ,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自主经营。但是 ,改革发展到今天 ,有效的企业监督约束机制一直未能形成 ,导致企业行为基本上处于一种约束无效率状态 ,监督约束机制乏力。因此 ,亟须建立有效的企业监督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