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雅乐的时空意义考察

礼乐文化就是“雅”文化,雅乐贯穿于整个礼乐制度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周代礼乐文化从“乐”的雅化开始起步,到雅乐的世俗化结束,历经西周、春秋五百余年。然而,雅乐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雅乐并非是一个静止、孤立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综合的文化概念。雅乐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雅乐地域流播的空间意义,也体现出雅俗转化的节奏和时间意义。     

论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都城叙事与俗乐运动

汉代有一股流贯始终的俗乐风尚,这种风尚由皇家总领风骚,并通过乐署的建立而制度化.汉代文人的苑囿叙事和都城叙事对此作了艺术的呈现.     

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是汉王朝“以经为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郊祀。两汉是经学的时代 ,经学要求以“雅乐”服务郊祀 ,但乐府的发展背离了经学家原定的设想 ,“以俗为雅” ,朝野世俗享乐文化弥漫。罢乐府是对上述事实的反动 ,正见得西汉末经学思想日渐巩固 ,然而 ,正是由于巩固的经学思想又把它自己置于难堪的境地 ,罢乐府后臣民“湛沔自若”的事实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也是经学理论缺乏自身反省精神所致。从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班固“百姓渐渍日久” ,朝廷应“制雅乐以相变”理论的高明处     

论东晋民间俗乐的发展变迁

东晋的民间音乐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周围的吴歌。从东晋建武元年建国到穆帝升平年问近半个世纪,吴歌一直在民间以自足的方式发展流传。其在文人或贵族中流行大致是从穆帝升平年间才开始的,孝武帝太元、安帝隆安、元兴年间最为活跃,其中七曲于晋末宋初进入宫廷,《碧玉歌》、《桃叶歌》到齐、梁时期才进入宫廷。     

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

高丽乐由雅乐、唐乐、俗乐组成。通常认为前二者来源于宋代的大晟乐和教坊乐,俗乐则是本土音乐部类。但经细致考察,高丽俗乐实有深厚的中国渊源。为此,应在汉文化区的视野中探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问题,把中国音乐向域外的传播,理解为汉文化区内雅俗文化的转化。其中较具规律性的现象是:中国境内的雅俗关系,往往结构性地移植到域外汉文化地区。技术和物质文明较容易跨越文化隔阂,价值的传播则采用潜移默化方式,故在不同年代先后产生的音乐作品中,中国元素由晦而显地保存在自内容至形式的不同层面。区分雅俗的主要标准一是制度,二是语言,因此,俗文化转变为雅文化的主要方式是进入体制,中国文学的雅俗二分在域外往往表现为汉文学、汉文俗文学、国语文学的三分。     

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

汉代的乐府艺术是一个以娱乐为基本功能的俗乐艺术系统。从音乐史角度来看,汉乐府是战国至秦汉雅乐衰微、俗乐逐渐发展的产物。本文尽量联系音乐史的发展规律,从音乐的娱乐本质着眼来研究从周乐到汉乐的雅俗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分三部分一、周乐完成体系后俗乐的继续发展造成战国音乐的雅俗冲突;二、雅乐在汉代衰微的音乐本身的原因,汉代祭祀、典礼之乐的雅俗性质问题,雅乐在汉代的保留情况;三、汉乐府俗乐艺术的构成及其综合性娱乐艺术的性质。     

论《管子》的音乐观——兼与儒家音乐观作比较

《管子》的音乐观与儒家音乐观相比较有其相同之处,表现为两者都重视雅乐的教化作用,但《管子》更重视探讨最高境界的雅乐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在对待俗乐方面,两者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俗乐的危害。但《管子》接受了俗乐兴起的客观事实,承认了俗乐的部分作用,如统治阶级在不沉湎于俗乐的情况下,可以欣赏俗乐;亦曾巧妙地利用俗乐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管子》的音乐观体现了它的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特点。     

论安史之乱后中唐雅乐的归复与实践

雅乐作为华夏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方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政治生活情况。唐初雅乐制定较为开通,既注重继承前代又着力修订、新制。玄宗时期胡乐雅乐同居庙堂之上,遭到中唐士人的诟病。在中唐士人诗赋作品反思安史之乱教训、重建盛世的探索中,能看出他们对雅乐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有意越过玄宗时期雅乐,而从乐悬等华夏固有的音乐传统中进行复古继承,雅乐认识也由胡汉混杂的雅乐渐渐回归到传统雅乐的轨道上来。     

演讲叙事语言形象性的音声展现

演讲稿语言的形象性是众多演讲者研究的重点,可是却没有人研究过演讲有声语言的形象性。本文重点分析演讲中的叙事类语言,通过对叙事语言关键要素人物与情境的分析,提出几种通过有声语言有效展现其形象性的方法。     

论《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及诗歌史价值

盛唐描写《霓裳羽衣曲》的诗作极少.中晚唐约有六十多首,不少知名诗人参与过此类作品的创作.中晚唐诗人以它来审视盛唐历史的兴与衰,或将之视为太平乐来赞美,或将之视为乱雅的俗乐来批判.中晚唐诗人们还描写此曲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写它在民间宴会特别是家庭宴会上的活跃、规模的缩小以及形式的多样.由《霓裳羽衣曲》在唐诗中的书写梳理可知,其诗歌史价值主要有二:一、《霓裳羽衣曲》虽然是盛唐名曲,但是在中唐时才被融入诗歌创作,这除了跟中唐诗人们的努力相关,更与它此时从宫廷向民间的扩散历史密不可分,故而探索唐诗中丰富的音乐文化现象时,应当基于音乐文化的细致梳理,唯此才会丰富厚实、科学客观且令人信服.二、面对盛唐这首著名的乐曲,中晚唐诗人并不囿于传统儒家"重雅轻俗"音乐思想,而是扎根生活积极创新,将之塑造成太平盛世和美好生活的典型意象,此后这也被诸多的文艺样式所继承和吸收,这是诗歌在唐代乃至后世焕发活力的根源.     

论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雅、俗审美两极

青白瓷是宋代创烧并盛行的瓷器,形成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一大窑系。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呈现出雅、俗两种审美风格,其雅者主要反映了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其俗者则主要反映了宋代市民阶层的审美爱好,并从中折射出了宋代重视文治、文化艺术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等时代背景。     

音乐欣赏的美学特征

音乐欣赏是一个由音乐作品的创作、艺术家的表演到欣赏者的欣赏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每一环节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美学规律。因此,本文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对音乐欣赏的特征进行分析,无论是对音乐的普及,还是专业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西欧古典乐派的创作特征

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与民间音乐艺术及生活密切联系。他们的创作无不吸取了当时各种各样民间的和民族的音乐营养 ,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     

彼时无声胜有声：“通俗市民主义”与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

鸳鸯蝴蝶派作为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流派,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同样值得重视。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但在电影音乐研究中,音乐的民族性与政治性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的主调,鸳鸯蝴蝶派的电影音乐创作往往被忽视甚至批判。如果将电影音乐创作者、电影音乐作品和电影音乐观众置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整体环境中考虑,就能看出鸳鸯蝴蝶派对中国电影音乐的贡献所在。20世纪20年代通俗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电影音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中建构起来的通俗市民主义空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环境。鸳鸯蝴蝶派自身音乐素养的培养与诗词曲赋的创作、发表,亦成为20世纪40年代他们投身电影音乐创作的重要准备。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聂耳音乐创作的地域特征

音乐家受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和流派。云南的地域音乐文化影响着聂耳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他的音乐创作源自云南这块多民族灿烂音乐文化底蕴丰富的沃土。他的歌曲融人了云南的花灯、滇剧、洞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诸多元素,这是聂耳音乐创作地域特征的关键所在。     

夷乐与洋琴——清诗中所见西乐东传

西注音乐在清代社会中虽非广为流传 ,但亦不乏听众 ,而清代文人的一些诗作 ,则成了我们了解清人观念中西洋事物的途径之一。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 ,西洋乐器构造的精妙 ,受到了吟咏者们众口一辞的赞叹 ,而西洋乐曲的清幽意境虽也不乏褒辞 ,但部体而言 ,他们觉得不应提倡。他们思维的双重性 ,正是在对待外来事物时矛盾心理的体现。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唐代边塞乐舞诗综论

在唐代姹紫嫣红的诗坛中 ,边塞诗历来备受推崇 ,而边塞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边塞乐舞诗更具有特殊的韵味和魅力。这与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宽容博大的审美意识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