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门荫与科学是唐朝主要的选官途径。唐前期，门荫尚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此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前开始衰微，士庶皆需藉科举而入仕。所谓科学出身的庶族与依靠门第的士族之间的对立营垒已不存在，牛李党争已非士、庶两阶层门前与科学的派别斗争。官僚政绩与品质的优劣亦不能用门荫出身与科学出身的不同来区分。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程度的强化与基础的脆弱──试论寒人政治下的南朝皇权

南朝,是盛极的门阀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相反,庶族地主依据经济力量而崛起,跃上政治舞台,这是对东晋以来门阀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反动。世家大族干预朝政的局面,在南朝已成为历史,据有统治权的庶族地主,基于世家大族力量的削弱和自身夺取权力的手段的完善,其统治和控制权在程度上大大强化。但庶族地主的崛起,其统治基础──政治势力与经济基础却极为薄弱,朝代递嬗,在南朝短促相继,整个南朝的完全意义上,皇权的不稳定与脆弱,又是其衰微的一面。南朝皇权的这种“两面性”特征在学术界长期被人们漠视,本文拟作探讨,以期有所补遗。…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从婚姻论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盛衰

两晋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统治的时代。“婚”与“宦”是此一时代土族门阀的两大支柱，也是衡量门族高卑的尺度。所谓“婚”，是看你联姻的是庶族还是土族，所谓“宦”，是看你担任的是清职还是浊官。周一良先生指出：“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①唐长孺先生也说：“当时门第高卑，婚姻是一项重要标准。”②因此，认识统治魏晋南北朝达三百年之久的门阀制度如何从盛到衰，研究婚姻倒不失为一个从社会史领域考察的重要途径。一、身份内婚制与土族的衰落在封建社会里，“几乎…     

论元嘉政局

刘宋元嘉时期的政治局势反映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巨变,由昔日司马氏垂拱,王、庾、桓、谢等门阀士族轮流当政的局面演变为新的皇权政治。元嘉三十年间,君相矛盾冲突激烈;东宫太子、宗室诸王势力膨胀,土族地主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亦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及刘宋与北魏的战争、北强南弱局势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刘勰的出身考辨——与王元化先生商榷

<正> 王元化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发表了《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所提出的刘勰出身于庶族说(以下简称庶族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自述:对于这一说法,季羡林先生“表示赞同”;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大著论刘勰出身庶族,掌握极为丰富的材料,论证极为有力,     

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

婚娶重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重要内容。婚嫁时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来为子女完婚 ,嫁资和聘金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并引发了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因而 ,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布诏书予以禁止。但因门阀等级内婚制所处的主导地位 ,门阀士族的相互攀比 ,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地主联姻 ,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凡此种种 ,导致了财婚现象久盛不衰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沈约对文学审美特征的阐释

作为齐梁时期的一代文宗,沈约不仅以其文学创作领时代风气之先,也以其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对这一时期乃至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约的文学理论,集中体现于他的文学史观与文质观中。一、重视文学审类价值,勇于肯定“新变”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系统地论述历代文学,沈约的《谢灵运传论》尚属首次。他的这种做法,时稍后出现的刘翩的《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文心雕龙》比之《谢灵运传论》显得“体大虑周”,但就两者的文学史观来看,刘勰比沈约显得保守。而沈约在论述先秦到刘宋这一漫长时期的各个…     

刘勰与沈约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与沈约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干之于沈约。沈约“大重之”,谓其“深得文理”。对于《刘勰传》中的这些记载,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刘勰为何“欲取定于沈约”、为何“无由自达”及沈约为何“大重之”等问题作了考论。     

“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

“四声”之说在转读佛经的直接影响下,肇始于南朝宋齐之间。这一点,学术界似无异议。但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颇多歧异的论题。择其要者,我以为至少有三说。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云:“王云长创其首,谢(月兆)、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月兆)、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前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沈约诗歌简论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与任昉享有“沈诗任笔”之誉。梁元帝萧绎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眺、何逊。”可见沈约一生写作了许多好诗。沈约诗作到底有多少?可从他诗文的结集与散佚情况推知。《梁书》和《南史》的《沈约传》都记载有“文集一百卷”,《隋书·经籍志》连目录作一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