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与“文”——从“天下之文”说起

中国古典美学与“文”———从“天下之文”说起王锡臣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总范畴应是“文”，是文明、文德、文化、文饰之“文”，而不是“美”。美只是一个较大的从属范畴。这一看法涉及古典美学的重大问题，需要从不同侧面作多视角的论述，现仅从《周易·系辞》的“天下之...     

东夷文化与岭南民俗“封利是”

东夷文化与岭南民俗﹃封利是﹄刘付靖“封利是”是岭南地区粤语居民对“压岁钱”的特殊称谓，它上溯可至秦汉，甚至可早至古史传说中的舜虞封禅；其源流则与东夷文化相关。一、“利市钱”不是“封利是”的起源６０年代初，《羊城晚报》曾对“封利是”风俗作过专门讨论。８...     

“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

“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盛宁现在已经叫得很响的所谓“后殖民”（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的文化批评，究竟能否称得上一种“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张旗鼓的讨论，似乎至今还让人感到有些疑问。首先，这个问题自身的界定仍不是太清...     

论散文式新闻

散文式新闻是目前新闻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的观点是：散文式新闻不是独立的文体，只是用散文手法来写新闻而已。新闻可以借鉴文学手法，但不可以用什么手法就冠以什么“式”。新闻为体，文学为用。新闻应固本强身，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系     

坚持"规则公平优先、兼顾结果公平"的公平观--兼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质与合理性

人们在围绕公平问题的讨论中通常都只是笼统地谈论公平概念,这是对公平问题的讨论出现分歧和争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公平有两种基本含义,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质是“规则公平优先、兼顾结果公平”,因而这一理念的精神实质不是轻视公平,更不是不要公平,而是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公平的含义,确立起“规则公平”也是一种公平形态的理念。     

公有制手段论

公有制手段论单东关于“公有制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其实并不是近来才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所有制改革之初，类似的问题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只是当时人们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相互关系引出改革所有制之必要性。但当人们在议论如何进行所有制改革时，对“公...     

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

东南在上古被称为中国的蛮荒地带,但在中古时期,东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行的。那么,是否科举制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吗？可否赋予科举制这一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的传统如此崇高的位置？当我最终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但是,后一问题又不是我的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本文的中心,本文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如实地展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     

论非非诗派——新诗百年追溯之一

对新诗的质疑及相关的讨论，使追溯百年新诗发展过程成为一件有意趣的工作。非非诗派是以民间方式运作的社团而非流派，因此它所参与的只是诗歌运动，非非诗派也只是一种习惯称谓。在非非诗派活动其间，其成员对诸如流派建设、“前文化还原”、语言等问题进行了以理论方式为主的探索，这是一次不成功却很有价值的探索     

对《“客观信息”范畴的再质疑》一文的反批评

“水中月”仅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案例,而根本不是什么关于信息进化和全息现象的案例;自然事物在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痕迹”本身并不是信息,只是关于信息的“特定编码结构”,而其中所可能呈现的自然关系的反映内容才是信息;承认“客观信息”的存在,丝毫无损“物质世界”的颜面,这恰恰证明了物质世界自身的能动性、普遍联系性和运动变化性;事物的进化和退化主要体现在程序信息的变化上,尤其在生物界,程序信息的复杂化发展程度标明着生物进化的等级和水平;健全人体中所凝结的关于人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相应程序性信息规定的并不是霍先生所粗俗理解的那种具体人类历史过程或文本的内容,更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社会关系,而只是能够在人类社会文化的中介下发育出来的属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具体结构,以及能够融入人类社会,能够习得人类文化,并还可能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的能力。     

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在中国的极“左”思潮泛滥时、特别是在“文革”中发迹或接近发迹的文人学者究竟是否应当表示忏悔？这一问题因为京沪“二余”的笔战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在此并不想讨论有关的细节，而只是将问题进一步引入国际文化的大背景，谈谈民族性中一些令人沉思的问题。 民族性中的罪感与耻感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政治团体或个人都会犯错误，比如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二战前和期间的暴行，各种极“左”竭斯底里狂潮下的政治团体与个人。也许当事者在风头上时还不是那么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整个民族或国际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科学研究观念必须革新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早就应该革新了。事实上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只是进展速度太慢、也不够自觉。现在是一个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借此谈两点想法。 第一点,前几年思想界、理论界已经突破了“世界文化一元论”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即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看作必定经历相同道路、只是有的先进有的落后的理论。这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伟大转机,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下,通过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的种种变革,最终获得了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但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文学革命所完成的终极历史使命,也只是“文化”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否定。这其中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必须去加以解决。     

《离骚》“高冠”新解

作为屈原形象特征的“高冠长剑”,并不是诗人用以表示自己异于众人的服饰,其只是楚国的普通士服,但却有着通神的象征意义,是楚地祭祀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诗中“高冠长剑”具有双重含义,既指通神,又喻美德。     

理性与神秘:传统文化的孪生子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上帝”的存在而在精神领域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读书人眼中，宗教信仰并没有世俗的功名重要，只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适时地使用一下，或者是失意时的排遣情怀的精神寄托。大多数人对其抱着“可信可不信”，“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把“神”看作人类观念的延伸而不是一种实在。在精神领域信仰这个“可有可无”的中间地带的两边是两个极端——经验理性与神秘主义。一边是极端的理性，将“上帝”与“神”推倒在一边，不允许其占有一席之地；一边却是极端的神秘，蔑视人类的理性，相信不可知的“…     

“合理发展论”论纲

<正> (一) 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大热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讨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有助于人们在思想上挣脱束缚,造成一种有益于学术研究的环境。但严格地说来,它只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主要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相继而来的是“新技术革命热”和“文化热”。两者表现出一种对于未来前景的热切憧憬和对于历史的一种深刻反思,但情绪化的成分大于理智化的成分。其中,前者与中国的现状相距较远,因而不能与中国的国情形成有效的结合,后者则由于研究者各自的学科及概念所限,无法取得共识。再说,文化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的现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思维方式的革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①，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格里芬教授等人近年来所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与以罗蒂、霍伊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比，格氏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讨论问题的，而罗蒂、霍伊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主要是从哲学的层面讨论问题，所探讨问题的领域也宽广得多，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包括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双方在“…     

关于“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和性质——答竺培升同志

<正> 不久前,竺培升同志发表了《王莽“王田”制的实质》和《“王田”不同“限田”》两文,与拙作《王莽改制的再评价》商榷,认为“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是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其实质是均田而不是限田。对此,我觉得仍有讨论的必要。先谈“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竺文认为,“‘王田’制是土地国有制,获田者,充其量只是这些土地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其理由是:“凡占有土地的人,对所占有的土地,能够任意地去支配它,他才具备了土地的所有权”。并认为我“一方面承认‘原则上把土地收归国有’,‘不允许自由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