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张载关学的思想要旨

张载关学思想的要旨在于,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而论证了"气"不消灭的物质永恒论;以"太虚即气"为理论基石,提出并论证了"天人合一"思想;用"一物两体"揭示和论证了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和论证了"太和之道"、"仇必和而解"的中道观、方法论;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论;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观.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一般认为,韩国理学家李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李退溪"理发气随",其实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栗谷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因此,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作细致的思想分析。     

论“气分阴阳”对中医学气学理论的影响

讨论了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维方法及其对中医气学理论的影响.指出"气分阴阳"思维方法是伴随着阴阳概念的产生而形成的,是以阴阳的相对待概念对宇宙本原之气的两种属性的标示.它对中医气学理论以及藏象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方法学的重要意义.中医学将人体中的各种气,包括一身之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以及脏腑之气,也分为阴阳两个部分,以表明气的两类不同作用,阐释机体的脏腑功能和生命进程.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1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张载哲学本体论的现代诠释——以张岱年、牟宗三的研究为例

张载哲学本体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张岱年和牟宗三分别代表了其中的两种研究范式:在张载哲学本体的判定上,由于对"太虚即气"的不同理解,张岱年认为是"以气为本",牟宗三主张"太虚为本";在张载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定位上,基于各自的"三系说"系统,张岱年认为张载属于宋明理学"理"、"气"、"心"三系中的"气本论",牟宗三则视之为"性"、"心"、"理"三系之"性体"系的渊源;在哲学体系建构上,张岱年体现了"接着"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哲学自觉,建构了唯物的新气学体系,牟宗三由"太虚神体"的心性化取向,着意于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理一分殊”释义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之一.在思考世界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以及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诸问题时,其论旨与《易·睽卦》昭示的“同异”辩证性以及《论语》所谓的“一贯”之道,均有某种延续性或者重叠感.更重要的是,宋儒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根据问题,开启了一种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特别是程颐藉着对《西铭》的诠解,讲出了儒家道德宇宙本体论和人生价值根源论的关键所在,用“理一分殊”的道理较好地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了较有说服力的宇宙论依据和本体论证明.后续的理学家们,继续阐证和发挥“理一分殊”的义旨,扩大了此一问题的论域,也深化了其理论的内涵,其中尤以罗钦顺、陆世仪二人为著.     

中国近现代词学中词气论的承衍

我国近现代词学中词气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气审美特征与要求之论的承衍;二是词气呈现与创作因素关系之论的承衍;三是"气"作为词作审美本质因素标树之论的承衍。其中,在第一个维面,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词气潜伏流贯与运转自如论的承衍;二是反对有书本迂腐之气论的承衍。在第二个维面,也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词作用笔与行气关系论的承衍;二是词人性情与词气关系论的承衍。上述三个维面所包含的不同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传统词学中词气论的内涵,勾画出近现代词学对"气"审美范畴承衍阐说的轨迹。     

张伯端的性命思想研究

张伯端在形而上层次以真一统帅真精和先天气,落实到形而下而有精、气、神三宝合修的主张。为了圆融地处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不得不把精、气、神的理论发展为性命理论。张伯端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发展了前人关于性命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重性轻命等思想,为后世道教的性命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