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势必会导致第三方文化的产生。其背景是西方国家对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推崇,而中国文化在传承和走出国门还缺乏推手。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为:西方文化的强制性和中国文化的固守性。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体现在思维形式、语言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导向三个层面上,其中价值观导向的差异是最核心的碰撞。而两种文化的交融则表现在我国的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启迪,发达国家的文化在我国有着一定的渗透,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三个方面上。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从强调客观性到强调语境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从先验到语境的变化,从强调因果决定到强调政治和领导权实践的重要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解构逻辑的展开是从“阶级”和“经济基础”等客观主义和先验范畴开始的,“阶级”和“经济”本身受到分析的语境形式制约,具有话语性质;客观性和同一性是政治权力的建构,一切取决于领导权实践和解释的战争,当前的确定性本质上会受到未来的颠覆。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视角

本文提出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理解,并尝试从文化思想角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表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特别是在此语境下对“人”的理解作了新的反思。     

科学确证的研究进路探微

现代科学哲学对证据给予假说一定程度支持的考察与研究,经历了由确定性证实到弱证实性确证、由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由二元确证关系考察到三元确证关系考察、由逻辑重构到逻辑与经验统一分析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确证认识的进步,也体现出对科学确证进行逻辑重构的理性诉求.     

政策试验何以在中国落地开花?——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

政策试验诞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过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从中西方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分析在中西方不同文化土壤之下,中国制度框架中对政策试验的特殊包容性体现在何处,中国的制度韧性何以体现。通过探究政策试验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可扩散性三重特征的内在意蕴,深层分析政策试验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的制度机理,解码政策试验成为“中国之治”的关键钥匙。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关于恩格斯《论权威》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几点思考

《论权威》是恩格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既要深入研读恩格斯《论权威》文本,揭示“权威”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价值性的“三性统一”,论证“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是人类社会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源于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统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价值旨归,又要从中国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国情入手,论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是“三性统一”的直接体现,确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之于当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立足权威“三性统一”,遵循“统一价值认同——共同利益契合——民主政治保障——有效权威塑造”的层次互构原则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论转喻的语境依赖性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中的转喻进行了如下的探讨：转喻性的表达是思维在语言层面的体现；语境依赖性是转喻的显性特征，转喻的表达和理解是在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层面得以实现的；对转喻的语境依赖性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语言的认知属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论朝鲜音乐家韩悠韩作品的混融性特征

中国革命意识和反日独立意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韩悠韩作品混融性特征的文化语境。韩悠韩音乐的混融性体现在西方音乐的3/4拍和韩国传统音乐的6/8拍的结合上,体现在作品旋律的构成上,还体现在对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音阶整合与借用上。这使得韩悠韩的音乐被赋予了符合现代性美感的创新性,证明了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性。     

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的文化阐释

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体现出文本意义表述的不同方式.本文从语用学的顺应论入手阐述了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在语言结构、心理世界和语境关系顺应层面的个性化文化编码选择,通过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观论述了文化差异对文本意义理解影响的认知策略以及文化融合的跨文化传播原则.     

现实语境下的中西方婚姻文化碰撞与交流

婚姻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文化中尤其以婚姻观念和婚礼习俗为重,中西方各自的婚姻观念和婚礼习俗构筑了不同的婚姻文化。在现实语境下,涉外婚姻必然面临不同婚姻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问题。在此通过对中西方婚姻文化差异产生之源流的追溯,分析中西方婚姻文化差异的表现以及由此引起的碰撞与交流,阐述了婚姻观念比婚礼习俗对涉外婚姻的影响更为重要的观点。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文化调适和文明互鉴视野下的跨文化阐释——以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为例

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他者与镜像的关系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异质性，尤其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解读中，国内学界常存在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附会于异文化的文本的现象，由此得出带有自我主观性意见的论断。对经典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个案。这一作品常被国内学者认为是对“美国梦”的反思，对其虚幻性与欺骗性加以揭示；而国外学者则聚焦于作者对小说中呈现的当时社会道德沦落与“美国梦”无法实现的不满。而以历史化的原则深入解读小说情节和叙事策略，我们可发现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浮世绘的叙述，借“美国梦”在特定时期无法完满实现的现实，再次确证其价值；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展现，是对所谓“现代性观念”的自我确认。由于阐释者和创作者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迥异的价值观认同，国内外学界对于同一文本叙事产生了微妙、但具决定性意味的认知差异。跨文化文本阐释中的这种误区启示我们在解读不同文明文化的社会和时空语境中的文本时，需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调适”，从而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坚持阐释的历史化原则。     

科学如何构建秩序的宇宙——基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解读

科学在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独特的成就。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所具有的功能性、建构性和生成性同样在科学符号中被体现出来。尽管科学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确定性,但作为科学语言的“数”的概念早期却与人的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语言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成就和鲜明的精神印记,从而使世界进入到宇宙的逻辑和有序的状态中,依照其本性进行运作。从直观表象的数发展到具有逻辑关系的序数的数,再发展到具有类的概念的数,人类精神由此获得了关于数的智性原则。科学形式中“数”与“关系”的概念,体现了符号形式的建构性和关系性的特征,使得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被确证并实现了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法则。     

“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反思——帕提亚帝国多元文化属性的合分之辨

在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中,“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关系表现出先合后分的阶段性特征。“希腊化”是帕提亚帝国前期体现出的表层文化,而“伊朗性”是帕提亚人自身文化中始终延续并且逐渐凸显的本体文化。“伊朗性”体现在帕提亚帝国的钱币、图像、铭文、建筑和王权观念等诸多方面。在帕提亚帝国前期,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希腊化”与“伊朗性”之间呈现出融合并存的态势。帕提亚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对立形势的到来,帕提亚人逐渐走向去希腊化和全面复兴伊朗文化。从持续时间和文化性质来看,“伊朗性”应是理解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和文明交往特征最重要的维度。帕提亚文化对中古伊朗文明和罗马帝国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应被其表面的“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所遮蔽。     

美的本质刍议

美的本质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分析。可知：中国哲人的“意境说”与西方智者的“理念说”，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这种吻合从中西方文化两个角度，证明了美的本质是主客体之间的和诣、共鸣状态，是主客体的统一。     

亚文化途径的外语课程语境探究

笔者基于浙江农林大学人才培养修订方案,指出课程体系途径实现学院多元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亚文化课程语境微观聚亚文化主体对课程认知、体验、形成其课程文化。通过学生课程单元主题语料展示,局部考察亚文化风格的“拼贴”、“同构”构建形成其独有风格的“表意实践”。亚文化主体文化“仪式抵抗”由此凸显。体现了课程、文化与人类的互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