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

蒙以养正是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教以人伦是其道德养成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表现为自由之到知之的依次递进过程,而通过实践和训练使儿童学眼前事,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养成途径。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它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朱熹哲学的知识观

从知识的角度来考察朱熹哲学,有助于厘清中西哲学的同与异,同时将朱熹哲学推向当代哲学。根据西方知识论三元定义:真、信念、确证,进行朱熹哲学的分析,可以发现朱熹对知识的观点:知识的真包含了价值意义的善,信念的培养可以通过养气来实现,知识的确证却主要是以体认的方式来证明。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知识的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职业虔敬

对待知识的道德态度是一个民族文化性格的组成部分,提出知识的道德这一概念有助于在关 涉知识的社会行为领域建立起更加明晰的规范。文章讨论了概念的内涵及其与道德基本法则 的渊源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特别是职业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创造、传播 和应用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道德知识与伦理客观性

关于道德知识的本质的问题与道德辩护问题密切相关。道德虚无主义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在根本上值得在乎,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道德上错的。这个观点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人类状况的一个标记。面对虚无主义的这个挑战,很多道德哲学家已经感觉到为人类道德提供一个辩护的迫切性。传统的道德实在论被认为是回应这个挑战的一种有力方式,但有趣的是,这种实在论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道德怀疑论,而且也不能对道德动机提出合理的说明。另一方面,非认知主义的道德理论在能够说明道德动机的可能性的同时,却被认为也是道德怀疑论和道德虚无主义的一个来源。本文旨在考察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些主要张力,在批评道德知识的物理知识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借助于休谟、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试图表明道德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并由此对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挑战做出一个回答。     

论杜威的知识德育与直接道德教学思想

生活教育论和生活德育论的鼻祖杜威,理所当然地要对知识德育和直接道德教学进行批判。但他并未走向极端,而是探讨了知识德育实效差的原因:知识德育基于错误的伦理学理论。他认为,如果把伦理学当作是对现实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的研究,那么这种伦理学是可以在中学进行直接教学的。道德知识有两种:本体性道德知识和条件性道德知识。他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两种道德知识的直接教学方法。?更多还原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论朱熹诗

针对过分拔高和贬低朱熹诗歌成就的两种错误倾向,本文对朱熹诗歌的概况、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重新作了考察,指出朱熹诗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大家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尚有一定距离.但朱熹在诗歌创作方面确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他在南宋诗坛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

朱光潜不是一个否定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美学家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有直接关联 ,也与朱光潜希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关。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三种解答 ,没有解决文艺与道德的内在联系问题 ,他对文艺与道德特性的区别是模糊的。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朱熹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研究

本文从分析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出发 ,围绕朱熹的人性论、教育目的论、教育过程论及道德修养论等主要内容 ,试图通过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模式的研究 ,挖掘出其对当今道德教育的借鉴意义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旧学新知——朱熹思想及其价值综论

当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巨大变化的崭新时期;各国人民面临着相近相通的社会问题、思想困惑和精神挑战。为了超前和卓有成效地应对现实与未来,我们需要从历经数千年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宝藏之中汲取思想智慧和正负面经验,以此作为创造中华民族未来新文化的本土精神根基,进而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现代化事业。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学的核心内容——儒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进行批判性认知和建设性阐发,以便深刻体认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脉络,完整辨析他的学术品格与良知美德,全面认识其核心话题的价值,切实领会其伦理道德的意义,觉解其经学哲学的精华,理解并批判借鉴其有关改善政治经济的思想之道,把握并光大其为人为学的闪光特征,进而取得自下、自迩、累土、足下的社会体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