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作为世界——论虚构叙述世界

受可能世界理论的启发,文艺理论家们把文学作品看作一种由文本建构的特殊可能世界——虚构叙述世界。虚构叙述世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摹仿或表征,而是现实的一种可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是非真实的可能世界,它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取决于两者之间的远近距离。通过分析虚构叙述世界的哲学根源,比较它与真实世界的差异,可以论证可能世界理论与叙述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可行的。以此为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虚构叙述世界的结构属性。可见,可能世界理论为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文学虚构叙述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比单一世界模型理论为文学虚构作品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论乐府诗

公元十二世纪,郭茂倩在总结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把乐府诗分为十二类。自此以后,遂成定论。我认为,郭氏的划分尚存在着局限。因为他的全部术语几乎都跟音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从文学意义上讨论乐府。由于音乐已经失传许久,现在的情形正象我们收集到一些油画的黑白影印件,而它们的分类却是基于最初的色彩系统。当然,郭茂倩的分类标题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们传达出了先前关于乐府诗歌的原形及其背景的信息。但是,我们还应该寻     

大历乐府诗论

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虽然缺乏突出的成就,但却在唐代乐府诗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旧题乐府诗走向衰落,不仅创作的数量减少,而且进一步与徒诗合流,具体体现为写实化、工巧化、律化和歌行化;而新题乐府诗剧增,题材上主要有咏物、送别和讽谕三大类,其中讽谕成为主流。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还明显地表现出对前代乐府诗的继承和模仿,并且对后来张、王、元、白的新题乐府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

现实世界在本体论上和内容上是完整的,而叙事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在叙事中,故事可以无限地延展,但因为文本的限制,叙述者只能选择一定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这必定会造成叙事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选择叙述什么,选择不叙述什么,都与叙述者的伦理取位紧密相关.影响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的因素除了文本本身的边界之外,还有文本残缺、文类规则、作者风格、美学追求、文化特点等因素.以上这些因素,除了文本残缺之外,都与叙述视角有关,并且能够折射出不同叙述视角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论温庭筠乐府诗的娱乐性——以其取材历史的乐府诗为例

温庭筠的乐府诗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摹声色并茂的画面寄寓兴亡之感和揶揄、嘲讽之情,带有鲜明的感官色彩和满足读者耳目之需的娱乐性质.温庭筠乐府诗的这一特点与其多为倚曲之作有关,反映了温庭筠在时代娱乐需求刺激下取法齐梁、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论性别虚构

性别即性差问题，在文化意义讲，根本上归属一种建构形态。本文旨在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等级体制，倡导新的平等机制的两性新文化─-同时着重指出现实生活实践与文化互动的过程，文化重建工作的艰巨性与漫长性。     

论李白乐府诗表现功能

(一) 绪说诗人心象与表现样式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部分则是考察这一问题最恰当的领域。其依据(1)一般说,中国中世诗歌已涉及到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各种要素,这一时期诗歌已受到相当严密的韵律制约。(2)特别是唐诗,由于古体同近体、绝句同律诗、杂言同齐言、乐府诗系徒诗系等诸种相对立要素的复合,从而组合成各种各样诗型,具有特定的色彩和感觉。(3)为世人所公认的李、杜、白所代表的具有个性或个性强烈的诗人们,作为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自我的证据——他们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个性倾注于诗歌之中。     

真实与虚构——一个社会调查的民族志

社会调查被看做是获得真实数据、确保研究科学性的手段,然而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可能导致对所谓科学性的质疑。M大学2006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以政策为导向,为现实政治服务。调查项目从筹备阶段到运作实施,是一个类似于戈夫曼所说的戏剧过程:剧本是既定的,剧班是经过培训的,最后的调查结果被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

李白是唐代创作乐府诗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以其深刻丰富的历史内容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现实生活，充分地体现了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把浓郁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     

论李贺乐府诗的狂欢化

利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来分析李贺的乐府诗可知,在李贺乐府诗＂虚荒诞幻＂的表层之下潜藏的是作者力图摆脱沉重现实压抑,以求得自我精神解脱的深层创作心态。李贺的许多乐府诗正是以感性生活形式为核心的精神狂欢,这些诗歌摆脱政治、道德等现实价值评判的束缚,利用细腻逼真的想像来体验生命的感性生存价值,而且在文本结构模式上呈现出一种狂欢化文学所特有的＂加冕-脱冕型结构＂。对这一类诗歌的正确解读,不仅对理解李贺的诗歌特征及其心态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们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学提供了一个上佳的个案。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社会适应性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特性

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宗教的五大社会特性。宗教之所以会连绵几千年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上述五大社会特性自然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宗教沿革的历史来看,恐怕还与它的较强的社会适应性有关,研究宗教的社会适应性对于把握宗教发展的规律,尤其对认识我国现阶段宗教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中古乐府诗“四时歌”的音乐生成——兼论作为方法论的乐府诗四时意象

中古乐府诗中的四时歌是一组包含四种调高(或调式)的套曲,四时歌即是四调歌,具体而言,春歌即角调歌,夏歌即徵调歌,秋歌即商调歌,冬歌即羽调歌。南朝音乐文学中,由于五音配五行四音配四时等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的支配,同时由于礼乐制度上重建汉代四时迎气郊祀礼乐仪式的需要,郊祀四时歌率先生成,并且使得四时歌演奏模式成为经典的雅乐演奏模式。随着吴歌西曲逐渐进入宫廷,《子夜》《白纻》等民歌形态的歌曲借助四时歌雅乐演奏模式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十二月歌演奏模式是对四时歌模式的进一步扩衍。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季描写,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我们解读当时的乐府诗的音乐信息,提供了相应的考察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