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辽文》与辽代佛教

《全辽文》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看,其中完全或者主要是关于佛教内容的共有259篇,占其总数的23%。这些内容既涉及到帝王后妃,也涉及到平民百姓,其中还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千人邑”活动的记载,为研究辽代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从《全辽文》中收录的文章还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佛教主要为密教,信徒普遍诵持陀罗尼真言,《全辽文》中为数众多的“经幢记”、“塔铭”、“墓志铭”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统合儒释的文化贯通——柳宗元与佛教论略

柳宗元今存有关佛教的文章30余篇，以至多有评者认为柳宗元是佛教忠实信徒。柳宗元好佛既有家庭影响，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更有个人对佛教独到的见解。“好佛”是为“求道”，“好佛”是为“统合儒释”，同时也反映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的碰撞。     

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辽代佛教赈灾活动的基础

辽代在其200余年的统治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赈灾活动外,民间自救也是辽代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民间赈济中,有许多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参与其中。坚实的理论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佛教徒的赈灾活动在辽代能够顺利开展的后盾。佛教的慈悲观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辽代佛教赈灾体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的两大来源。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幸福度与佛教信仰的关系浅探

目的：探讨佛教徒的幸福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170名宁德地区城乡佛教信徒进行调查。结果：（1）佛教与幸福度有0．294的非常显著的相关。年龄与幸福度有0．211的显著相关。（2）佛教信仰可预测幸福度12％的变异量。标准化回归方式：幸福度=0．346×佛教信仰。（3）不同年龄阶段佛教徒的幸福度并无显著差异。结论：佛教信仰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预测作用。     

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从“虎溪三笑”看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庐山东林寺,名扬海内外;特别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信者众多,至今日本佛教信徒仍把东林寺奉为祖庭。东晋太元11年（386年）,慧远大师主持东林寺,创立了净土宗,献心庐岳,影响极大。至唐代大中年间,东林寺极为兴盛,有殿厢塔室310多间,谓“万僧之居”,亦称“佛教阐化之基”。唐宋时期,外来佛教已行变成中国化佛教,“净土宗”就是其代表之一。“净土宗”的教义,是一种简单的念佛方法,即只要念“阿弥防佛”的名称,是妇孺黔首都可以学佛修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因此,信徒众多,东林寺成了虔诚膜拜…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辽代帝王再生仪的常例与变例

再生仪是辽代帝王特有的一种人生礼仪,它是古老的杀耄君习俗之演变,同时又融入了本命信仰。正是由于后一点,每十二年举行一次是其常例,由于种种特殊原因而提前或延期举行则是其特例。     

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探析

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制作工艺也非常成熟。通过对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做分类介绍的同时,将辽代与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进行对比,探析辽代与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的关系。     

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

辽王朝在境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为辽朝政治中心。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根据有三：一、史书记载辽南京经济文化发达;二、《辽藏》工程浩大,约六千多卷,历时七十余年,雕造於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三、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均为辽南京雕印。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     

辽代功臣制度初探

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